玉文坐在台下，听着他洪亮的声音，有板有眼的解释，时而伴着优雅的手势，简直无地自容。
那一晚，她象走独木桥一样过来了。
第二天，她害羞地向王书记要求辞职。
王书记无奈地看着她说：“你看，小沈，你局里推荐你来了，若现在就让你回去吧，都不好看。这样吧，你留在这里做通讯员工作吧。让通讯员小刘代替你的工作。”
玉文只是勤快地提水，扫地，抹桌子。她连个电话也不会打。每次往乡镇团委下通知，她总是拔不通，又害怕拔通，因为打通她也说不清楚。
那时镇政府还只有一部电话，还得由镇总机转。即使拔通了，别人也不乐意去找人，或找不着。而她又不知怎样应付这种情况。
每次团县委召开会议，人都到不齐，说是没接到通知。王书记因此对玉文很不满。不久玉文又被派到印刷厂，专做整个整党建团办公室的材料校对工作。不久，她又因生女儿请了两个半月的产假。
一年后，整党建团结束了，其他单位抽调来的同志有的留在了团县委。有的去其他科局任了团委书记。有的去乡镇任了团委书记，副乡长，不久副书记、书记。
而玉文仍回原单位做她的农业技术员。
领导不言，同事们却议论：“玉文若是和你爱人能换换就好了。你做教师，他去从政。”
玉文感到自己被前途和理想遗弃了。
好在丈夫吕强不嫌弃她。她索性请长假，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家务和孩子。
一不做，二不休，冒着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危险，背着丈夫，托人取掉了节育环，又生了一个孩子。只有孩子是她唯一的乐趣和希望。
慢慢地，领导和同事也把她遗忘了。因工资是县财局拔款，单位是不在乎缺哪一个人的。一种难言的失落感和内心的空虚与自卑，又强烈地袭击她。
她恢复了初次怀孕期间的烦燥。再加上由于奶，孩子而造成的营养供给不足，使她日渐消瘦，疲惫不堪。她精神近于崩溃，她有点了解那些精神病院的病人了。
她的心灵扭曲得连自己母亲她都容不下。她常常使母亲难堪，流泪，她因此而更痛苦。
开始把脾气发向吕强，再也容不下吕强的家人对她的丝毫打扰。
这期间，吕强的妹妹到城里来做临时工。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正是爱打扮的时候。每次领了工资，都去买件漂亮的新衣服。
而吕强的父亲唯恐她乱花钱，到时都来把钱要走。妹妹平时的伙食费和零用钱就不时地给吕强要，早晚两顿饭跟着哥嫂吃。因为她跟着玉文的母亲住在厨房里。
玉文看着自己身上破旧的衣服，又听妹妹的伙伴常说：
“看你嫂子不象个城里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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