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威严一度排在公安警察之前，一帮为糊口到处赶集的人被他们围追堵截，有什么事被他们碰到，一定是活灵活现的进去，死里死气地出来。
那年头工人阶级的概念很模糊，除了修地球的农民，凡是吃商品粮的都属于工人的范畴，打办从文革中走来，夹带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使命，里面的成员相对复杂，你说他是干部，可它只是挂靠在供销社一个部门里当差，他的身份性质应该到文革后期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然而，在那特殊的年代，整人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力量而备受大众推崇，它就是那样的一种政治氛围。有此可鉴，文革末期活跃在城乡的打办成员都是“大革命”后修成正果的一群有头有脸的人。不过，他们也有尴尬的时候，在行使职权中留下的话柄多少年以后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这都怪五亭镇政治风气过于昌明，在一段时间里，组织忆苦思甜活动都成了制度化，主事者把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请到台上，让他们讲述旧社会那些最负面的经历，可有一次组织者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事。那天公社革委会在学校礼堂安排忆苦思甜，主事者请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她衣衫褴褛地站在讲台话筒前讲述她怎么做童养媳、怎么帮地主家做清娘奶妈，一溜话说下来，不留神想起了几天前一篮红枣在集贸市场被打办粗暴执法的事。
打办工作人员认为，成品红枣不属于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兜售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必须马上收缴。可苦难深重的老太婆如同命被揪走，她求爷爷告奶奶地保护这篮红枣，两边几经争夺推拉，恼羞成怒打办成员把一篮红枣给洒了，地上尽是污泥，老太婆捶胸顿足，瘫在路边哭了好几个小时。
在忆苦思甜会上，老太婆气不打一处来，三言两语的把这个事给控诉了，最后声泪俱下地说：“以前土匪在山上，现在土匪在街上！”
主持人都听傻了，当即把老太婆定性成现行反革命，义愤填膺地宣布，忆苦思甜会改成批斗大会，把老人家推到台前，重重地按下了她的头，主持人正在找人发言揭批，性子爆裂的老太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耍无赖说：“日子反正怎么苦，你们抓去让我有个吃饭的地方也好！”
老太婆的举动引得台下哄堂大笑，由于下面大部分都是些可塑性很强的学生，主持人尴尬得不知如何收场，只好俯身劝慰赖在地上的老太婆，轻轻地告诉她说：“好了好了，不抓你了，赶快回家吧！”
忆苦思甜会被迫终止，可忧心忡忡的主持人却很多天还在牵挂那个事，他是个公社革委会干部，很担心有人抓辫子整人，在那样的社会背景里，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差不多是个政治事件，为了这事有个结果，他专门跑到打办调查。
可人家那个衙门里这种处理方式太多，都想不起有老太婆什么红枣打翻的事，为了配合处理，打办一个姓朱的成员郑重其事地出具了相关证明，理直气壮地说：“打击投机倒把任重道远，我们会不遗余力！”
这里暂不提红枣打翻事件到底有怎么样的延续，但有一点可以说明，非常时期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是一个让老百姓生畏的场所，当中的成员自持政府给予的权力，那气势绝对是衣服角都能轧死人。可现在他们队伍当中的人出事了，大部分老百姓都摆出幸灾惹祸的态度，甚至有人质疑，那么多东西被收缴，难道只有一个张副主任贪污？这种观感出台，打办上下人人自危，在批斗会上争先发言，为了表示清白，除了在毛主席画像前虔诚地鞠躬宣誓外，对张副主任的行径都做了深恶痛绝的揭批。
据说张副主任到有革命者的背景，当初调他到五亭当打办副主任时都有人为他感到屈尊，然而他丝毫没有拘泥那些闲言碎语，认为革命工作不分卑贱。不过，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高风亮节之所以在界限上不会产生盲点，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滋生条件，如果有一种缝隙可钻，当事人或许会在利益的处理上偏向自己一点，而这种“偏向”一经被同事的火眼金睛点到，在特定时代赋予的偏颇观感下上纲上线，如果再参入一点政治恶斗的因素，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张副主任算是轮上了，他顾不上脸颜扫地，在接受调查中还以为只有低头认罪，当下的那点事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味地想快一点走过场，其结果就是被专案组诱导、使你稀里糊涂地承认很多有待争辩的事实，最终把你推上群情激愤的批斗大会上当反派主角。
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批斗会就等于审判会，张主任低着头从台上下来，接管他的是县中队两个武装官兵，他们俩拿出冰冷的手铐将他押送看守所，临行前还进行了游街示众。这样一来，五亭街道上不可避免地要上演一幕很多革命影片经常出现的画面，一个壁垒森严的场面，儿女们在一旁无助地哭喊，一个高大而又遍体鳞伤的革命者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囚车带走......
虽然今天的场景很负面，是贪污犯张主任没有长成的三个儿女站在路边绝望地哭泣，但几个未成年孩子释放的亲情和电影里绝对一样。她们为了能多看爸爸一眼，全然不顾别人的白眼，傻傻地跟在游街队伍中，直到父亲被送上囚车。
路旁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妈，逮着打办的同志问：“这位同志，姓张的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啊？”打办同志还没有从义愤填膺的氛围中缓和过来，愤恨地说：“这个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前后加起来最起码有两百多块钱！”
老大妈张着嘴巴半天缓不过神，也不知道她在感叹贪污的钱多、还是少。在路旁稍知内情的人私底下嘀咕：“这是内部斗争的必然结果，鬼都知道，收没的东西在打办工作的人多少都有得分，就是张主任多了二百多块而已，那里出现革命的蛀虫，其实是权力之争的结果！”
在文革的政治生态里，无须去评断老张同事是否卑劣，因为大革命的一切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再说苍蝇也不会叮咬没有缝隙的鸡蛋，有把柄在别人手里，免不了要在阴沟里翻船，何况“莫须有”的罪名在那个年代层出不穷，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整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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