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现在我们在多处地方均保有驻军，没人，怎么来“驻”呢？”段兴如此说道。
而此时的段鹏，则处于了思路的调整当中。
云南军屯始于洪武十五年，为解决军队的粮草问题，下令驻军开始就地军屯，而在十九年，西平侯沐英更是上奏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此举获得了朱元璋的批准和奖励。谕户部臣说：“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汶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废，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在朝廷的提倡与鼓励和在沐英的总结与推广下，屯田成为云南驻军的一项制度，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准则，所谓“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就是这般。
至洪武二十五年，云南各卫“垦田至百余万亩”，基本上已全面实行屯田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军屯于初期，在巩固边防解决粮饷方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减少了朝廷的开支，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存在着致命缺陷的。
第一，这种军屯制，是需要把军官和军士们，子子孙孙的“固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可想而知，在早期的时候，朝廷可以用“强制”的方式，逼迫将士们军屯；或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诱导来刺激军士们投身进来。平心而论，在短期之内，这种“精神激励”的确是有效的，但长期呢？军屯将士的后代是不可能铁板一块的，譬如正丁在卫所服役，而余丁经商或务农进行贴补，一旦正丁伤病，那些余丁就未必肯再服役的了。如此一来，军屯里的军士们也就连年的减少。到明中叶时期，很多卫所编制有五千六百户，实际只有一、两千军户，受过战乱的卫所，有的仅有几百户。戚继光到福建抗击倭寇时，有一个卫，总共才找出一百多老弱残兵。
第二，赋税问题。与民田赋税相比，军屯里的军户所上交的，是要少于民田赋税的，因为军户是以服役为代价补偿的，“有斯田服斯役”，耕种军田即服军役，耕种民田服民役，就是这个道理。一个朝廷，出现着这种两种不同方式，那么一些“机敏”之人就会利用这些个空挡，进行一些个人的私利行为。譬如，“军丁逃籍”导致“军田没人种”，然后“招徕流亡民户屯种”，这样也就导致了一些军田变成了“招徕流民来屯”等等。
第三，军田的效率。与民田相比，军田是属于朝廷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占有的，而各卫所里的大人们，就像段鹏前世里的“国有资产”管理人一般，投机取巧的方法多的是，像私役属下军户等等，算是屡见不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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