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的九月[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风和日丽,到处可以看到人们耕作秋种,打场收粮,广州,依然山青水秀,北京到广州的官道(现在的京广线)上,一大队人马逍遥地向南行去,为首的是伊里布,道光帝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赴广东办理中英交涉事宜。十一月六日,广州爆发焚烧洋人楼房事件。道光皇帝下旨对人民群众的反抗侵略斗争进行镇压,强调说既然与洋人议和了,千万不要再有边境的摩擦,如有百姓滋事,要严惩不贷,不要给洋人留下任何借口,破坏了和局。
广东民众恨死了英国人,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日益高涨,爱国士绅和民众以“举义兵复仇”相号召,大家纷纷利用社学,组织人民武装进行操练,自发地进行反侵略斗争,被政府统治者称谓:
募勇数万,结队横行。
伊里布千方百计压制人民反侵略斗争,不许百姓“向洋人滋扰”,声称“谕旨之不可不遵,边衅之不宜再启,且御侮是忠,而违旨径情亦不得为忠,敌忾是义,而开衅生事亦不得为义。”伊里布遣散壮勇,逮捕爱国知识分子钱江、何大庚入狱,激起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广东人民形成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有出钱出人的,大家自发向侵略者开战。
1842年中英签定《南京条约》之后不久,英国公使璞鼎查向中国提出: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
在战争期间,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皇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哪有战俘归还?
璞鼎查得知英军战俘被姚莹、达洪阿处死,痛恨不已,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女王,难保干戈不再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
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
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是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
但是,姚莹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耆英、伊里布为首的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遍布京师街头巷尾,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
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
瓜尔佳•;;;怡良,1791年生,字悦亭,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属正牌贵族。由刑部笔帖式提升员外郎,自道光八年(1828年)起历任广东高州知府、山东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1838年2月任广东巡抚(从二品),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2月26日),怡良毅然独力上疏道光帝,揭发两广总督(正二品)、正黄旗人(正牌贵族)琦善对英妥协,私订《穿鼻草约》,擅割香港的卖国罪行,促使道光帝降旨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尔后,怡良兼署两广总督,与琦善结下梁子,常遭琦善打击。
怡良因林则徐被贬,屈服于伊里布等投降派,附和耆英等屈从璞鼎查所谓侵台,英战俘系“遭风难夷”,对姚、达进行诬陷的说法,不容姚莹陈辩,不为姚莹剖析事实真像,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将姚、达押解进京,怡良的作为,为时人所唾骂讽刺。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英军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道光帝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委屈姚莹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
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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