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年

千年计，王朝更迭频仍，农民揭竿而起累以千计。因此．农民起义之研究，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大陆为意识形态所左右，便成为史学中的一个显学分支。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至1989年的四十年间里，有关农民战争史的论文达四千余篇、论著三百多部。洋洋数千万言，窃以为其核心论题或曰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或曰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等等。然而历史提供的信息似非如此。

    对于持推动历史发展之说者，却全然不见对社会经济破坏之惨烈以及恢复之艰难。如魏晋时期之石勒、王弥起义，杀人数十万！如《晋书·刘聪载记》称永嘉五年四月石勒杀“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又载同年六月王弥纵兵烧杀洛阳，“害诸王公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又如黃巢再度攻入长安时，“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血流成渠”（《旧唐书·黄巢传》）。被一些史家奉为农民起义“英雄”的张献忠，他屠戮人民之事正史野史比比可见，甚至外国传教士也有记载。如安文思的《中国新史》称：“他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剝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被折腾得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另一位神父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亦有类似记载。如此暴虐惨烈的行径，可以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令人费解！

    学术研究是应该将历史真相昭告世人。而小说应该尊重历史，不应该乱搞乱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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