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土匪东洋狗

马克思所说的向个别复仇的事实存在。把土改、清匪反霸中存在左的现象作为教训来写，我认为不是不可以。指出一个指头发错误并不于等否定九个指头，否定某一错误，不等于否定全盘！所以，什么“否定”啦、“翻案啦”等等并不成立！

    张宗铭是一个地道的工人。初中一毕业，他就握上了电焊枪，一直到下海。他仍然是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劳动吃饭的极其普通的一个劳动者。他对名利是一个无所求的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生活在工人阶级队伍的他，让他养成了说老实话的习惯。二十多年前，当他的一篇《人生劫》小说发表受到批判后，无论政治气候有任何改变，并没有改变他对一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春风吹遍了大地，冰雪消融，中国，一个已经被极左思想冻结的方方面面开始解冻，复苏。这给张宗铭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必说，文化艺术在这个时候的活跃是历史以来的鼎盛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应运而生，但是，直率地说，这些作品虽然或多或少也有带有忏悔的成分，但是根本上的忏悔还谈不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瑞典皇家文学、历史、博古学院副主席马悦然先生在谈到那一阶段中国的作品时说，真正的忏悔文学作品还没有。他说，“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年所发表的所谓的“伤痕文学”作品。伤痕文学的作者都属于文革中被迫害的人所发泄的情绪，是最猛烈的愤怒，可是羞耻感的表现是比较少的。而什么是“忏悔”？它的概念是什么？马悦然先生说：“‘忏悔’的主要意义就是‘负罪’感。如果我的理解在文学当中，它就是通过文化艺术反映中国社会人类所发生的反人类的罪恶的一种反思，一种科学的离间，一种犯罪感。 我看张宗铭先生的长篇小说《女人、土匪、东洋狗》所描写的是一个社会现实，“忏悔”也好，“负罪”也好，应该是说他不是造成这个“现实”的集团和责任人。从马怡然先生的定义看，《女人、土匪、东洋狗》这本小说，不是作家所发泄的情绪，也不是处于个人报复的‘最猛烈的愤怒’。而是对中国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触的现实题材的挑战。是对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政治灾难的思考，也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的一种思考。一个普通的工人，也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在他的头上他没有任何的政治的皇冠，他也不需要为了保护它的利益而谨小慎微，亦步亦趋，他和广大的人民一样地渴望小康生活，但是，他不需要为了一切向钱看，或者像有的作家去迎合作潮流，注解政治，拿出自己的丑恶给人看，甚至不顾及中国的的伦理道德，兜售黄色下流的垃圾。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来审视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站在反人类罪恶的立场上，反思在中国社会上发生过灾难。为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尽自己一个公民的责任。这就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张宗铭花费了二十多年的心血，不计任何功利而勤奋耕耘的根本原因罢了。这也是他勇敢地提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嘴上所无的问题”所被称赞的地方。

    本书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換位思考的作品”、“烛照历史的一部好书”、“一部杰出的作品”（评论后发）。过去的许多不公正的事实，即使现在也是海峡两岸难达共识、大量华人移居海外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亟待待改革的民主大事！欲知众主人公后事，请看长篇《双溪坪的和谐》、《那些年我们滿怀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