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碑文记载的历史填补了当地的一个空白，立碑的人又是从辽国重臣姚景行到蒙元重臣姚枢这支姚姓汉儿世家的始祖，在省内历史爱好者中间很是轰动了一番。
那个立碑的人，就是姚汉英，他的一个孙子姚景行，是辽兴宗时期的进士，在兴宗、道宗年间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和北府宰相。当然，那是七八十年后的事情，按照年龄推算，现在姚景行还没有出生，可能连姚景行的父亲都没有出生，就是姚汉英立那块碑的事，根据报道也是在西元984年，距离此时还有二十多年。
根据那篇碑文，姚汉英有一大串的官职，又是节度使又是政事令又是上柱国开国公什么的，似乎很煊赫，但是郭炜抱着好奇心去查《辽史》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官职应该都是虚衔，因为那时候姚汉英仍然是积庆宫的宫分人，一直到姚景行中了进士任了高官以后方才出籍。
出籍，在这个时代是一件大事，良贱之间是由户籍打造的一道天堑，等闲是无法逾越的。姚汉英后来因为一个孙子的富贵而出籍，一方面说明他之前确实属于贱籍，另一方面也说明契丹的皇帝是可以支配某个宫的宫分人的。
所以契丹使者的这种搪塞根本就骗不到郭炜。
巧言令色碰上了充足资料的板砖，其迅速溃败是可以想象的，在一个类似苏武鸿雁传书的故事恫吓下，契丹使者的刁难无疾而终。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是郭炜占优，契丹方面的任何小伎俩都是徒劳的挣扎，最终的协议与执行基本上就是按照郭炜的口径而达成，契丹使者能够做到的就是保住了耶律述律的底线而已。
显德八年的六月二十五，周朝和契丹经过坦诚的交换意见，最终达成了一致，两国将以燕山为界，居庸关、古北口、渝关归属周朝，松亭关则归属契丹，两国各守疆土息兵罢战。
在得悉耶律屋质的前锋从儒州退往归化州、儒州被完全移交给耿崇美的武定军驻守之后，羁押在延芳淀的契丹南京留守司降军中的契丹人和一部分渤海人在侍卫亲军的押解下，陆续通过居庸关返回契丹。
七月初一，在获知李瀚等三人安全抵达古北口以后，契丹使者获准带着萧思温三家人离开幽州城，他们将通过居庸关返国。
七月初四，幽州城全城戒严，郭炜亲率群臣郊迎羁留北虏多年的三臣，在他身后的人群中举着御笔题写的匾额――当代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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