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你的赣军，装备甚至还在日军之上。”蔡锷叹息了一声，垂下了头，“所差的，是官兵的战斗素养和训练。我军将士和日本人相比，虽然也敢打敢拼，但战争考验的不光是士气，光有一腔热血是不行的。”
“松坡能说的具体些吗？”杨朔铭听到蔡锷说起了中国陆军的不足，身子向前tǐng了tǐng，面sè也变得凝重起来。
“我军士兵平时训练不足，枪法极差，常常开了十余枪，也打不到一个日本兵，而日本士兵不但枪法极准，且善于近身ròu搏，拼刺刀时我军士兵亦难以招架，有时三四个人一起上也刺不过一个日本士兵。”蔡锷有些郁闷地说道，“不打不知道，打了几仗之后，我才知道，咱们和日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他抬起头看着杨朔铭，苦笑道，“其实要不是后来从你派来的那些人那里学了些乖，这仗真的有些打不下去了。”
听了蔡锷的话，杨朔铭一时间默然无语。
蔡锷的话又让杨朔铭想到了自己原来所在的那个时代。
那时的中国，号称是“最强大的时代”，而实际上，当了几年兵只知道种菜喂猪连枪都没mō过的大有人在。
他现在还记得，自己的一位朋友，军校毕业的军官，和另外两名专业军官在给部队讲课时拆解一支外国新式手枪再重装回去等枪装好却发现多了几个零件的糗事。
历史总是这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反复重演。
不知道如果蔡锷来到后世，看到这一幕会做何感想？
“瀚之雪中送炭，蔡某无以为报，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补上。”蔡锷又说道。
“什么雪中送炭，松坡太客气了。”杨朔铭笑着说道，“我还怕你说我不人道，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呢。”
为了履行自己对徐元锦的承诺，杨朔铭开发出了毒气炮（毒气战剂为芥子气），并且装备到了部队当中，在山东战场上还给友军试用了几回，象冯国璋在“安丘—高密战役”当中就使用了毒气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杨朔铭在给蔡锷送去这种有违人道的武器之后，一直担心蔡锷会对自己的“残忍”抱有偏见，但现在蔡锷的话表明，他对使用毒气作战没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碍。
“去他的国际公法公理正义，只在大炮shè程之内”蔡锷有些恶狠狠地说道，“我们是保家卫国，管他什么公法？难道他们自己还少用了不成？”
看到颇有儒将之风的蔡锷竟然咬牙切齿的发起狠来，杨朔铭不由得吓了一跳。
“在承德，要不是那一顿毒气炮弹把倭寇的气焰打下去了，他们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嚣张呢。”蔡锷说着，狠狠的挥了挥拳头，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之上。
“你在承德时就用了？”看到蔡锷的动作，杨朔铭好笑地问道。
“当然了。”蔡锷说道，“后来还使用了好几次，效果都很不错。另外我还总结了一些具体的使用方法，等有空瀚之帮我参详参详。”
看到蔡锷使用毒气作战竟然打出经验来了，杨朔铭好笑之余，也不由得佩服蔡锷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和钻研琢磨的心劲。
“另外一样好用的，就是那些双炮铁甲战车。”蔡锷说道，“此为摧破敌军阵线之利器，以吾观之，其xìng能较报媒称英军于索姆河之役所用之‘坦克’更为先进。”
听了蔡锷的赞扬，杨朔铭的脸不由得微微有些发红。
他当然不能告诉蔡锷，这些铁甲战车的设计，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听说这铁甲战车是瀚之自己想出来的后在美国订造的，是这样吗？”蔡锷又问道。
“也不算是自己想的，以前便有外国人设计过类似的东西，用于突破敌军堑壕防线，我在书上看到后，受其启发，作了些改动。”杨朔铭答道，“由于其构造较为复杂，我国的技术落后，生产此种战车有很大的困难，为了抢时间，我才决定在美国订造。”
“看样子瀚之是早就预料到了日本会侵犯我国，才预先做了这许多防范措施的。”蔡锷的眼中闪过敬佩之sè。
“时间太短，也只能做到这些了。”杨朔铭叹息道。
此时一名shìnv端来了果盘，蔡锷看到了这名美nv，象是想起了什么，突然改变了话题。
“瀚之料事如神，关于我国未来之国体政体发展，可有什么看法吗？”
听了蔡锷的问话，杨朔铭在肚子里说了一句“我就知道”。
在自己在洛杉矶的这段时间里，北京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他是一清二楚的。
由于成功的打退了日本的侵略，作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这次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袁世凯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民间的好多报纸都转了口风，由“无一日不骂项城”而转为“无一日不颂项城”。在这种氛围之下，要袁世凯称帝的呼声渐渐的高涨了起来。
早在1915年8月，袁世凯政fǔ的宪法顾问美国学者古德诺便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古德诺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不适合照搬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应该走“中国特sè”的宪政道，也就是采用“君主制”较为合适。古德诺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国内不少人的赞同，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平心而论，古德诺的观点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并不是在那里完全的自说自话，给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
但无论是古德诺、杨度还是袁世凯，都忽略了中国人的“求新症”的病情严重程度。
此时的杨朔铭，哪怕是没有后世历史书给他的印象，他从蔡锷的问话也能够判断出来，蔡锷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
写下著名的《军国民篇》的蔡锷，是绝对不会认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
更何况还有他的老师梁启超的影响。
“帝制也好，共和也罢，并不是当务之急。”杨朔铭平静地说道，“我国现在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fǔ，来结束目前的húnluàn状态，等到我国的政局稳定下来，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各项制度完备之后，再考虑实施进一步的变革。这样的发展道路，才是最适合我国现在的国情的。至于这个中央政fǔ，是共和国政fǔ，还是帝国政fǔ，都只不过是形式。”
“那就是说，如果现在有皇帝的话，瀚之也愿意跪着和他说话了？”蔡锷没有想到杨朔铭会这么回答，可能是急于想要知道杨朔铭的态度，他又追问了一句。
“我不会向任何人下跪。”杨朔铭看着蔡锷，斩钉截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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