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确保朝廷不能亏本，盐铁司需依去年收入，估计其值，否则何以养军养官养民？”范质继续问道。
“这是自然。臣虽不懂盐政，但亦知如今盐榷税负仍然太重，譬如庆州白盐原本一石抽税一千文、盐五升，如今加倍，一石白盐抽税两千文、盐一斗。平民百姓每年要征随丝盐税、蚕盐税，还有随屋盐税，多如牛毛，不可谓不重也臣行此转运法，正是在去年盐税总收入的基础上加一成至两成，允许商贾在指定地域自由通商贩卖，同时暂时废除通商地域以前税法，这并非是改革盐政，只是权宜之计罢了，一时一地而已，如果最后证明不可行，也不过是一时一地之失，并不伤国家大体。”韩奕针锋相对，“世上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摸着石头过河，前方若不可通行，掉转马头便是”
范质仿佛是头一次知道韩奕不光是员武将，这雄辩的功夫也着实了得，只得继续问道：“北海侯高论，范某佩服。但范某以为，若允许富户转运军粮，须防有人从中作梗，上下其手，虚报收入，从中渔利。北海侯敢保没有人从中插手，中饱私囊吗？如以上种种，臣担心此策虽让人耳目一新之慨，但却难以实行。”
瞧范质的话中之意，并不是反对，反反复复，就是担心管理不善。韩奕心中窃喜，兵来将挡水来土堰，让人大开眼界。
郭威连连点头，点名问三司使李毂道：
“卿掌管国家财赋，号称‘计相’，举朝众官，非卿不足以有掌管盐铁、度支与户部三衙之才干。朕当然也知道盐政一门相当繁杂，弊端极多，却又难以厘清，历朝在盐法上均纠缠不清。今日事权从急，就韩卿今日所奏，卿给朕，‘入边刍粟’之策是否可行。”
“回陛下。”李毂答道，“朝廷榷盐主要来自三处，一是河中安邑、解县之颗盐，二是庆州之青、白二池，三是沿海之末盐，后者还包括民间所煎煮之盐和井盐。颗、末、青白等盐，前几朝均各划定地界行不同盐法，一旦过界，须依法严惩。这虽然极为繁琐，正是为了让朝廷获取最大收入，本朝沿用此法。
兖州地处东南，东南州府一向属末盐区，该区盐法，州府与县镇一律由官府榷场供应末盐，因为有商贾插手官盐销售，官府盐利有所遗露，为弥补盐榷损失，朝廷不得不加征随丝盐税和蚕盐税钱，后又加征随屋盐税，百姓不堪重负。臣以为，如果此番因兖州战事，施行所谓‘入边刍粟’之法，若盐商将将滨海之末盐销至末盐区以外，则定会扰乱国朝盐政，故朝廷应审慎对待。”
原运军粮之事，却演变成讨论盐政了。李毂当然不想为难韩奕，但他也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韩奕，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郭威点点头：“朕阅览盐铁司卷宗，曾现凡是末盐地界，犯私盐者多于颗盐地界。这大概是因东南地多碱湿，容易刮碱煎造。东南犯禁者多，既乱我盐榷之法，又污我西北好盐。李卿，朕以为不如将曹、宋以西河南十余州，再划入食颗盐地区，至于齐、兖、密、青、徐等州盐务，只要确保朝廷盐务收入不低于去年就行。”
李毂暗道郭威颇在意自己的收入，当然如今皇帝也缺钱。如此一来，实施末盐法的地区就剩下东南沿海不到十来个州。而这些地方多有盐碱地，虽然朝廷禁令比前朝稍松，但私贩五斤以上处死，私煎一斤以上也是处死的罪名，但民间私煎私贩的情况防不胜防。
韩奕的论点之既然这些地区在严刑峻法的情况下，朝廷收入依然损失严重，那么就不如暂时放开，由朝廷借“入边刍粟”，变相将盐税承包给商人，让商人们在末盐区自由贩卖，当然须确保朝廷的收入比广顺元年要高。
韩奕的这一个重要政见，其实是让朝廷与商人一起分肥，而百姓因为朝廷暂时取消了其他杂税，也成了受益者。这不仅让李毂这个财政宰相看到好处，更是让郭威看到其中不止一处的价值。不是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前几朝中曾一度允许商人自由贩盐，将盐税分摊到户，号称“既不亏官，又不益民”，然而大多又因为朝廷想多捞钱，而又将盐榨重新归利于官府。
虽然范质仍然极力要求慎重，李毂也是有所顾虑，郑仁诲与魏仁浦二人持中立态度，但朝臣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当中又牵涉到利益之争。
群臣之中，唯有王峻一言不，他看着坐在胡床上的郭威举棋不定的样子，暗地里笑。
关键时刻，郭威需要一个在关键大事上帮他做出决定的人。无论是范质还是李毂，抑或是近臣郑、魏二人，都缺少那种舍我其谁的决心和以天下事为己任的魄力。
这当然不是说郭威优柔寡断，而是因为这出郭威理解的范围。果然，举棋不定的郭威将目光投向了王峻。
“秀峰兄有何高见？”郭威问道。
王峻神秘一笑，颇有莫测高深的意味：“北海侯敢立下军令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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