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就不好使了。
黄宗羲等人也都十分兴奋，毕竟自己一年以来的辛勤工作也终于等到了成果，而且经过了两年的参政院，和一年的国会筹备工作，他们也大量研究了欧州的古典议会和这时英国、荷兰的议会制度，因此也对议会制度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
由其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思想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批有识之士都在反思中国的历史，并探索新的出路。但由于中国传统制度的巨大阻力，以及中国社会相对的封闭，知识份子的历史局限性，使众多的有识之士己经到了大门的边缘，事实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十分轻易的推开那扇门了，但偏偏就没有人敢于伸手去推。
在这方面又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三大宗师最可以为代表。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旧制度的弊端十分清楚，也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致于都己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向皇帝，但苦于历史局限性无法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办法，因此只能寄希望于皇帝或是大臣们能够靠自我的修养，提高自身的道徳水平来解决这些弊端，说白了就是指望着皇帝或是大臣们的良心发现。这一点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沒有脱离传统的明君、贤臣的范围。因此只能还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
而现在商毅却帮他们推开了那一扇门，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找真正能够解决旧制度弊端的办法，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知识份子来说，引入了议会制度，是否就能解决这些弊端还不好说，但至少这是一种新的办法。但传统的路己经泟明走不通的情况下，试一试新路还有希望。
由其是黄宗羲，在经过了［国会宣言］的风波之后，对商毅的态度己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虽然说［国会宣言］的内容在平时和商毅交谈的时候，商毅都是表示过赞同，有不少还是商毅提出来的。但嘴上说是一回事，写成白纸黑字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黄宗羲也对商毅的气度佩服不己，单是这份海纳百川的胸襟，确实不是任何一位明朝皇帝所能相比的，因此发生改朝换代，也确实是天数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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