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上任之后，将所得赏金一部分发给阵亡将士家属，以资抚恤，另一部分都奖励给手下将士。对其他新编入的将士也一视同仁，无高低之分，记律严明，处事磊落，营中都很服气。
张瑜也并没有立刻将自己手下分派到其它营中主事，相反却十分留意那些校尉各自的优点，张瑜深信，军中正气在，其它都会潜移默化的改变。
而且让张瑜十分高兴的是，此次有三个洋枪队划归自己统领，虽然武器尚未更换，皆为老式的老套筒，不过毕竟在冷兵器时代，武器有了跨时代的进步。况且奉天军械厂出产的新式步枪已经开始投产，相信更新换代指日可待。
武器的改变，战法也随之改变。战术素养的培养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张瑜的确希望越快越好，因为张瑜深知，此时各帝国列强尤其是强邻日本及俄国的武器装备依然更新换代，新式步枪，机枪，小口径火炮已经换装完毕，一旦对阵，我方根本不是对手。
由于身为都尉，每十日都要入奉天述职开会。徐世昌时不时地表露出对邻国朝鲜方向的担心，这也使张瑜回想此时有关朝鲜的那段历史，也不免想起中国近代那叱诧风云的人物—袁世凯。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大院君有隙， 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1884年朝鲜的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也因这一事件受到李鸿章等人的重视，年仅26岁的他就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时常出入朝鲜宫廷，并且让朝鲜高宗按照藩国礼仪迎接上国钦差，明确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他还防止朝鲜向外国借款、阻挠朝鲜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的确，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直到甲午年日本挑起战争前还多次曾经派人暗杀袁世凯，只不过没有成功。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兵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从仁川回国。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保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
可以说，朝鲜是袁世凯发迹的起点，也是他能进入清朝中心权力机关的敲门砖。
而自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一来，朝鲜就已完全落入日本的控制之下，直至1904年日俄战争，东北亚的局势逐渐形成日俄争霸，而清朝退让的形态。
而已得势的日本并没有停止企图吞灭东三省乃至中国的步伐，不断的渗透，挑拨各民族矛盾，培植各股分裂势力等等。
日本的种种举动，使徐世昌渐渐担心起来，而且此时外蒙也开始暴乱频发，各地的报告雪片般飞来：蒙古大量匪军进入通辽、洮南一带，边关尽毁，请求支援。
徐世昌此前曾考虑过合适人员，可徐世光一心请缨出战，剿灭叛匪。但自己手中的王牌怎能轻出，驳回了。何副将此时虽然升任，但统帅用兵方面百无一用，更难以胜任。
张瑜，这颗军界新秀顿时进入徐世昌脑海之中，当即召见张瑜研究出兵事宜。
其实张瑜自辽西剿匪归来，就已得知蒙古叛军的事情，而其背后有沙俄暗中支持的事实，张瑜更是心知肚明，对于徐世昌的召见，张瑜也不感意外，只是一旦让自己出兵剿匪，如何实施，张瑜一时间倒是没有个完整的方案。
而有更加戏剧性的事情就是，张瑜得以发迹的几次战斗，恰恰是历史上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轨迹，自己得此境遇，无形间势必压制了张作霖的发迹，历史就是如此，小而言之，人的一生只不过几次机遇，大而言之，国家的兴衰也往往取决于几个转折点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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