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上任之后,将所得赏金一部分发给阵亡将士家属,以资抚恤,另一部分都奖励给手下将士。对其他新编入的将士也一视同仁,无高低之分,记律严明,处事磊落,营中都很服气。
张瑜也并没有立刻将自己手下分派到其它营中主事,相反却十分留意那些校尉各自的优点,张瑜深信,军中正气在,其它都会潜移默化的改变。
而且让张瑜十分高兴的是,此次有三个洋枪队划归自己统领,虽然武器尚未更换,皆为老式的老套筒,不过毕竟在冷兵器时代,武器有了跨时代的进步。况且奉天军械厂出产的新式步枪已经开始投产,相信更新换代指日可待。
武器的改变,战法也随之改变。战术素养的培养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张瑜的确希望越快越好,因为张瑜深知,此时各帝国列强尤其是强邻日本及俄国的武器装备依然更新换代,新式步枪,机枪,小口径火炮已经换装完毕,一旦对阵,我方根本不是对手。
由于身为都尉,每十日都要入奉天述职开会。徐世昌时不时地表露出对邻国朝鲜方向的担心,这也使张瑜回想此时有关朝鲜的那段历史,也不免想起中国近代那叱诧风云的人物—袁世凯。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大院君有隙, 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1884年朝鲜的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也因这一事件受到李鸿章等人的重视,年仅26岁的他就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时常出入朝鲜宫廷,并且让朝鲜高宗按照藩国礼仪迎接上国钦差,明确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他还防止朝鲜向外国借款、阻挠朝鲜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的确,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直到甲午年日本挑起战争前还多次曾经派人暗杀袁世凯,只不过没有成功。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兵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从仁川回国。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保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
可以说,朝鲜是袁世凯发迹的起点,也是他能进入清朝中心权力机关的敲门砖。
而自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一来,朝鲜就已完全落入日本的控制之下,直至1904年日俄战争,东北亚的局势逐渐形成日俄争霸,而清朝退让的形态。
而已得势的日本并没有停止企图吞灭东三省乃至中国的步伐,不断的渗透,挑拨各民族矛盾,培植各股分裂势力等等。
日本的种种举动,使徐世昌渐渐担心起来,而且此时外蒙也开始暴乱频发,各地的报告雪片般飞来:蒙古大量匪军进入通辽、洮南一带,边关尽毁,请求支援。
徐世昌此前曾考虑过合适人员,可徐世光一心请缨出战,剿灭叛匪。但自己手中的王牌怎能轻出,驳回了。何副将此时虽然升任,但统帅用兵方面百无一用,更难以胜任。
张瑜,这颗军界新秀顿时进入徐世昌脑海之中,当即召见张瑜研究出兵事宜。
其实张瑜自辽西剿匪归来,就已得知蒙古叛军的事情,而其背后有沙俄暗中支持的事实,张瑜更是心知肚明,对于徐世昌的召见,张瑜也不感意外,只是一旦让自己出兵剿匪,如何实施,张瑜一时间倒是没有个完整的方案。
而有更加戏剧性的事情就是,张瑜得以发迹的几次战斗,恰恰是历史上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轨迹,自己得此境遇,无形间势必压制了张作霖的发迹,历史就是如此,小而言之,人的一生只不过几次机遇,大而言之,国家的兴衰也往往取决于几个转折点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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