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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只是为了方便，不如都去学习英文好啦，反正就二十六个字母。

    不过现在，连飞逸也没心思去理会这些，他还只是个小人物，关注的也只是他个人的学业问题。

    还是导师李兆伦的那句话：若想学好文言文，必先学好古文字。

    所谓的“古文字”，这个名称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

    而李兆伦在他的课堂上所提到的古文字，主要指见于考古资料上的早于小篆的文字。

    他还在他的《谈自学古文字》一文中，多次提到“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如果想学好古文字。必须掌握古文字学之外的很多知识。

    按照连飞逸他自己的体会，在必须掌握的那些知识里，最重要的是古汉语方面的知识。

    古文字是记录古汉语的，如果对古汉语很不熟悉，就没有可能学好古文字。而如果想要熟悉古汉语，那么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多多阅读古书。

    连飞逸很轻，他现在的条件，已经跟古时代的读书人完全不一样了。

    古代一书难求，所以很多人甚至可以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八一本书读通读透，甚至理解出更多的东西来。

    可连飞逸却不可能像那些人一样。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去读某一本或者几本书，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作为知识的载体，写满文字的书籍也大量流传，开阔着新时代读书人的眼界。

    大量阅读和系统性的选择。才更加适合如今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连飞逸不用像以前的学子那样死守着四书五经不放。但也不能随意看过就算，至少要想法集中时问精读一部篇幅适中的比较重要的古书。

    按照他导师李兆伦的说法，对学古文字的人来说，最适合精读的古书也许可以说是《左传》。《左传》的注本有好几种，李兆伦就主张他的学生们去读《十三经注疏》里的《春秋左传注疏》。

    不仅是《左传》的本文，就是注和疏基本上也要一个个字地读。

    这不但是为了帮助读懂本文，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古代注疏的体例。读完了这部注疏，以后使用其他各种注疏就比较方便了。

    读《左传注疏》时可以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当作参考书。读《左传》不但能熟悉先秦语言，而且还能得到很多先秦历史、社会、典制、风俗、思想等方面的有血有肉的知识。

    这些知识对于学习、研究古文字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除了《左传》之外的古书，当然也是要多去阅读的，但是由于时间和个人精力等条件上的限制，读法恐怕就只能以“独观大略”为主了。

    李兆伦就经常在他讲课的时候提到：“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

    连飞逸当时也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本人就对战国文字很感兴趣，所以特意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借阅了《战国策》、《史记》和诸子等书。

    不过现在所能看到的战国文字资料，多数是语言带有仿古意味的金石铭刻。以及文字特别简单的玺印和古代货币。

    因此对学习、研究战国文字的人来说。《战国策》、《史记》等书的史料价值超过作为语言资料的价值。

    与读古书同时，最好看一点讲上古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的著作，使自己的古汉语知识有条理。初学者可以看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的通论和王力《汉语史稿》中、下二册里的有关部分。

    熟悉古汉语，主要靠踏踏实实读古书。

    如果古书读得不够踏实，古汉语方面的通论性著作读得再多也不解决问题。初学者如果读了不好的通论性著作，反而会使思想混乱，甚至还会误入歧途。

    在这一点上，连飞逸也是在进入了宏立书院之后才知道的，与公办学校那种完全就是背诵、默写和白话文翻译的套路不一样。

    难怪，大学更喜欢从私立学校招收学生。哪怕文化知识课程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达到良好就可以了。

    反而是公办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即使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培养的价值反而不大。

    这就是因为各自的学习理念、模式以及目的都不一样。许多人甚至花费四年的大学时间都未必能够完成其中的思路转变，最终碌碌无为、

    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为了勉强把古文字资料的文义讲通，不惜杜撰在古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字义或曲解古人的训诂，还不顾古汉语中词语搭配的通例和语法规律，对文句作穿凿附会的解释，使得用古文字记录的古汉语变成了一种跟古书上的古汉语很不相同的特殊语言。

    我们如果熟悉了古汉语，就不至于上这类错误说法的当了。

    以后自己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避免犯同类的错误，除非是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明知故犯。

    在古汉语方面有一种比较专门的知识。对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极为重要，那就是古音学知识。就是说考究古代汉语的发音，那可绝对不是什么劳什子的普通话。

    普通话其实和古代汉语发音差别很大，完全是“胡语”的发音模式，这也是所谓的“京音”。建奴在北京数百年的强权统治，连语言都在当地成了一种习惯。

    华夏联邦建国之后，就舍弃了这种所谓的“国语”，而以华夏联邦最初的起家之地“广州”为新“国语”的标准。

    作为古汉语的一支，“粤语”确实留着许多古代汉语的发音和排列方式，这也符合一贯的政治惯例——皇帝是哪个地方出来的。那么“官话”就是采用哪个地方的方言。

    从秦始皇开始，这个就成了惯例，汉代以后，历代都是如此行事。

    生活在大连的连飞逸，对此就非常清楚。因为大连的“官话”也不是所谓的“普通话”。

    这里多说胶辽官话，又被俗称为胶东话和辽东话。

    各地有各自的叫法。如大连话、烟台话、青岛话、威海话等等，各地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大多都是是属汉族语的一种声调语言，是胶东地区和辽东地区的当地语。

    胶东地区在商朝时期是莱国的所在地，因此胶辽官话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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