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参加革命时．已实现国共合作。他初做税务征收员，后人抗日高校学习。后來我知道是抗大山西分校。这时期校内情况比较复杂，阎锡山、薄一波的两方势力都在校中设有支部，各做各的“工作”。对象当然是这些学员。国民党的支部书记找他谈话．希望他“入党”，他拒绝了，说“我只知道抗日，不知道入党”，共产党的支部是“地下”状态，他经过长时间观察，找到了支部的领导，约见谈话：“×先生，你-是共产党吧?”“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你是。”
“你找共产党什么事？”
“我想加入。”
“你为什么想加入共产党，”
“那(共)是好党。”
“可是，人家国民党有中央政府，国民党势力大呀!”“不错，但它走的是下坡路，共产党是上坡路。”
父亲就这样入党的。家庭成分确定之后，他是长期这样界定。人，只要人了党，阶级属性便已确定，在队伍内部就不会再被划为异类，不会受欺侮了。在我们子女这一代中，我是第一个人党的，起初因为小姑凌尔婉的死受阻，我从“纳新”的队伍中被淘汰下來，一个月后，按照一般的入党程序又填志愿书被批准入党，父亲一直紧张注视这一过程，直到我入党信息确定，他一口气松下來，竟然睡了一夜好觉，第二天又醉一场!他说：“你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你自己的政治问題，你的事说明，我们这一代的事不会影响你们的进步，你能入党，你妹妹当然也能…-l'’他认为，个人的功名是自己挣，谁也代替不了谁。当他发现他自己的历史及成分对我们有负面影响时，他一定非常痛苦，随着我的入党，他卸掉了这一包袱，他认为这件事的意义“非常了不起”。
父亲除了《西汉演义》，还读《三国演义》，也读《红楼梦》。我以为他并不喜爱小说，而是喜爱一部书的某一种情调。《西汉演义》是他之最爱，但他只说过其中“大丈夫立功名于当世，垂书帛于万世”这一观念；《三国演义》他读过，在抗日战争中他使用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话，作为宣传，对投敌变节的汉奸作攻心之战。他从不谈《三国演义》，偶尔谈《红楼梦》观点竟是教育我们：“要吃好，身体棒棒的，林黛玉斗不过薛宝钗，不就是身体太差吗?吃一顿饭，猫一样的能做什么事々”他关心政治，不关心文学。一部《东周列国志》他熟悉到每一个细节，可以纠正你每个年月，这是他对中国春秋时期政治形态的了解，他对现当代的世界形势的了解，比对中国古代还要周详明了。在这些事情上你和他谈论，你会觉得他的思路像剃刀一样锋利，语言像芥末一样辛辣。我以为命运是这样捉弄人，你本來准备做一个政治家來磨你的刀，上帝用这把刀在砧上切南瓜。
我记得有--个人曾偷偷对我说：“你父亲是我见到的最了不起的人!太令人惊讶了!”----可惜沒有记得他的名字。
父亲这把刀就这样搁置了，也许他是真的换來了一本东家种树书。父亲在军分区大院搬了几处地方，又到了干休所，门前总有那么一小片地。有时大一点，有二三分，小的时候就是一二分。他就折腾这块地，扦插种植，树、花、菜，育苗，还学木匠，做一点小家具、小板凳、小饭桌什么的，自己用，也送首长和邻居，打发他余下的岁月。那年风传要把干休所交地方．他很伤感地说：“穿了一辈子军衣，不能给我们留一点绿色吗?”母亲我的家庭“社会体系”总共是三大板块，姑父一块，父亲一块，母亲这一块，我一直以为是依附于父亲这个“板块”的。我长期跟随母亲“过日子”，见到的是父母亲相亲相爱、互相礼敬、谦让，不但沒见过他们二老反目，斗口，一般家庭常见的摔摔打打、板脸子、说难听话等等，我们兄妹四人谁也沒有见过。母亲曾告诉过我，三姨和舅舅都是他(父亲)帮助出來参加革命的，如果守在“王家庄”，“不得了”。
“不得了”，用文一点的形容词就是“不堪设想”之类吧。母亲娘家是中农，怎么会有这种设想?我有点思量不來。但是关于外祖父家的情况，母亲终生对我们守口如瓶。
由于母亲参加革命较父亲为迟，地位一直比父亲低，母亲的弟妹也是父亲携带“出來”的。这一见识似乎成了定论，母亲的家族有相对独立性，但总的是依赖父亲的。
然而我信守这样的格言，“沉默就是有话可说”----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终日见到一些人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你去探讨吧，他--准是个‘糠萝卜”，内里一点水分沒有。
一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向舅舅三姨了解真情，我心中的疑惑有所解冻。母亲家的“社情”，较之父亲还要激烈复杂而且尖锐----我沒看见她打仗，但我见过她枪毙犯人，犯人一枪毙命，母亲泰然自若。她的性格刚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骑马打枪，敢于单枪匹马地干。除了她天性使然，与她的家族史也隐然有关。她竟是一位正牌子的烈士子弟!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大哥亦是烈士。她的二姨夫亦是烈士。复杂性在于二哥当过伪村长。家庭错划中农。她自动出去革命后，又在建国前收拢尚有条件参加革命的弟弟和妹妹。“板块”的情态就是这样形成的。
外祖父是地下党。听父亲说过一句，但他再也沒有多说一句。1963年三姨到南阳來探母亲的病，我隔墙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议论“死得惨”，其余的又不甚了了。因此我在填档案表格时，从來沒有写入。通过舅舅了解，这才知道，舅姨他们也是在“文革”中才明确了这一点----这件事倒应该谢谢造反派。
起因是这样，三姨在天津工作，“文革”中“站错了队”，对立派到村中调查她的历史，将二舅舅马富科当过伪村长的事原封转到正在广西部队工作的舅舅单位，那意味再恶不过：要请“解放军”也來“清理”舅舅。
舅舅在部队是进步很快的，他是1947年的资格，授衔初是上尉，继而大尉，继而少校，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接到这封密告信，部队党委立刻采取了措施：一、让舅舅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代问題；二、派人到山西老家调查落卖情况。
最终的结果是：一、舅舅沒有去学习班，他的一个老领导保了他；二、调查回來的结果，我的外祖父马润渊，抗战时期即参加工作，在昔阳城开一家银匠铺为掩护，是八路军的情报联络站。后被翟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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