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荣辱问題。自此看來他对美国的援助始终曾未忘怀。他虽说过“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仍不过是给自己的鞭策，并不能立即实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只算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并未构成具体之计划。又即在此兵败之际，蒋对他部下精神上之领导的力量仍有十分自信，是以“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证之抗战期间之百般困难的情形，此说并非全部虚构，即衡阳战役亦曾显示此精神因素。只是承担艰危之时日愈久，此种因素之功效愈微。
【8月22日】
倭外相重光宣称：不仅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倭寇至今日而作此声明，岂非已后悔莫及乎？
小矶内阁在8月19日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对战局进行了检讨。其结论为：预料在8月之后，日本本土将遭到大规模空袭，战局趋于“重大化”。因此决定对苏联进行“中立工作”，对华进行“和平工作”的方针。这是为了集中全力适应即将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对美战争，于是希望和苏联拉手，与****。而并非“后悔莫及!”
“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不过是一个烟雾弹，而蒋氏一时却被它迷住了眼睛。
【9月7日】
综核其(赫尔利)谈话大意，罗斯福总统所嘱代达者，并非罗斯福有何事要求余來做，而乃是听取余要其所做之事來做云。且语气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所表现者完全不同。
7月23日，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三个条件：
(一)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的指挥，除非共产党接受中央政府领导。
(二)对于史迪威在同本人(蒋介石)的关系中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限。
(三)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资完全要由他來掌管。
其实，蒋介石在与罗斯福玩弄拖延战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史迪威的，更何况史是一个过去经常冒犯他的人。
8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來华协商史迪威指挥权问題。
赫尔利是罗斯福最为信任的军事外交官，曾任陆军部长、少将军衔。他此行，途经苏联，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然后赴印度新德里，和史迪威晤商后，即偕史迪威同机于9月6日抵达重庆。
赫尔利自称來华使命主要是：“我奉罗斯福总统指示，防止国民党政府垮台并使中国军队继续战争。从战略上和外交上两种观点看，上面所说的成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其次是调和中美机构及美国驻重庆大使调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
9月7日，他再次向蒋介石强调说明罗斯福派他來华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希特勒崩溃在即，日本的败局已定，美国已不再强调蒋介石的对日作战，而侧重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战后作为美国控制亚洲和太平洋的基地。
尽管蒋介石已经明了美国的用意，但他依然以“深思熟虑”为理由敷衍着赫尔利。一直到9月12日的会谈中，才初步达成如下协议：
(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
(二)其职责范围为：受最高统帅(委员长)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除关于中共军队之使用问題及租借物资分配手续尚待协议外，关于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題总算有了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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