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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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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1940年(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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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

    军事如常,无变化,唯**作祟为可恨耳!

    在此期间,日军正忙于导演建立汪伪政权,因此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与此同时,解放区军民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给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以坚决有力的回击,蒋介石处心积虑策划的第一次“**高潮”,被粉碎了。

    蒋介石非但不悔,反而更加耿耿于怀,妄图置共产党于死地,实为“欺人太甚”!

    【3月21日】

    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治会,宣言卅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來求和议,以试探我方。其愚真不可及。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为获得“临时政府”(北平)王克敏和“维新政府”(南京)梁鸿志的合作,三方于青岛举行会议。汪精卫方面代表有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代表有王克敏、刘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本方面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获那华雄、清水董三等。会议完全按日方安排进行的。

    会议首先通过了废除“临时政府”,变更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之下实行“自治”,废除“维新政府”,两个地方政府均纳入汪精卫所组织的伪中央政府的议案。接着通过了由日本“梅机关”拟定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秘密谅解事项》、《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等。还通过了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日期等等。

    3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伪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了汪精卫的提案--伪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并决定于3月26日举行“还都典礼”。伪政府主席,盗用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由汪精卫就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3月23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自己是“正统政府”并恬不知耻地造谣惑众:

    “关于国民政府的组织,我们商量了很久很久。我们现在盼望在重庆的林(森)主席早一点回到南京來,在他沒有回來之前,我们照着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努力去做。”

    针对这个广播,林森主席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汪精卫政权,号召国民不要受汪的欺骗。

    3月30日,汪精卫于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成立伪中央政府。

    当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各国驻华使节提出照会:

    “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

    同时,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参加汪精卫政权的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77人。

    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绝不承认南京伪政权。”

    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卖国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延安地区的广大军民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的罪恶活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宣言、通电。在华侨界也掀起了讨汪浪潮,他们接连向国民政府致电:

    “汪逆叛党祸国,添颜事敌,罪大恶极类于秦桧,伪组织下之群丑,沐猴而冠,认贼作父,丧尽天良,辱尽华裔,乃抗战当前之大敌,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务恳早张挞伐之师,尽除奸憝,速明顺逆之分,以正视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汪精卫伪中央政府成立日期比他3月22日在伪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的预定日期延期了4天,何至于此呢?

    据说,这是由于日本与重庆方面在香港进行着所谓“桐工作”,日方对其有所期待,所以“还都典礼”延期举行。

    所谓“桐工作”,在中国方面沒有证实的记载。日本资料记载:据今井武夫所著《中国事变回忆》一书,对“桐工作”,有很详细的叙述;台湾出版物里也有以此为“事实”的著述,并释为出于“军统”的谋略云云。

    据今井武夫著书及其他著述,“桐工作”大体经过如下:

    1939年12月下旬,有一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在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面。宋子良向其透露:“我是宋美龄的弟弟,与重庆有密切联络,准备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方将信将疑,于是想派谍报人员前往重庆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

    蒋介石所说“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來求和议”恐怕即是由“桐工作”引起的。国民政府当然不能理会这样的接触,因此所谓“桐工作”自行结束。

    由此可见,日寇还是把诱逼蒋介石投降作为最大希望。

    【4月22日】

    中共幸灾乐祸,暗示敌军南攻国军之意甚明。

    1940年春,日寇华北方面军开始执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夏“扫荡”。

    3月初,日军为维护平汉、平绥铁路交通,调集独立混成第2、15旅团和伪军一部,共计9000余人,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所到之处,均受到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3月15日抗日军民歼敌300余人,3月下旬歼敌8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3月17日,日军第110师团等部从高阳、蠡县、安平等地出动6000余人,企图寻歼冀中我军主力。八路军采取分散游击战,广泛袭击敌人,使敌“扫荡”连连扑空,不得不于3月30日撤退。

    4月13日,大清河以北地区之敌 3000 余人进犯固安、新城、永清地区,企图合击八路军第10军分区主力,又扑空。而后又北进“扫荡”涿县东部地区,遭到第10军分区部队袭击,死伤100余人,于是南窜逃入国民党军防区。

    败军向南逃窜,怎能说是“暗示敌军南攻国军”?实乃妄说。

    国共合作之际,理应协同作战。日军向抗日根据地“扫荡”,国民党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请问,谁在“幸灾乐祸”?

    【5月11日】

    晋北公路为敌军把持,如不能设法击破,则晋冀两省无法联系。**在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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