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为主战场。
当时，第九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共配置54个师的兵力，20余万人。
中国守军运用“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保存实力，消耗敌人，各个击破。日军在这次作战中伤亡36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0000余人。由于日军携带的粮秣弹药欠缺，从9月18日发动正面进攻，到29日主力到达长沙外围仅10余天，粮弹已快用尽，因而无力再进行新的军事进攻。
当日军进至长沙北面的永安市、土杉市、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一带时，中国守军于10月2日，在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率领下发起反击，猛烈围攻來犯之敌。日军失利。
10月4日，日军退渡汨罗江。
10月5日，日军指挥官、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总退却。日军全部撤至岳阳、临湘、通城等原來阵地。日军败退之际，“我军跟踪追求，当地民众，亦起而协同，敌望风崩溃”，“进6日，我遂完全恢复原有阵地，并续向通城、岳阳进攻。”
第一次长沙战役以我方胜利而告结束。
这次战役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国民党军队自“七七”事变以來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
此次战役虽胜，但死伤人数是敌人的10倍。这便是蒋介石“欢欣鼓舞”之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的缘由。
接下來，蒋介石又对抗战以來死难烈士予以缅怀，并下定“努力尽职”的决心。
【10月21日】
改造世界，奠立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可不为之预筹。在今日，唯罗斯福总统或可语此，惜尚无机缘晤面耳!
美驻倭大使格鲁在东京痛斥倭“东亚新秩序”之妄念，此予倭以当头一棒，其关于中倭事变之影响必甚大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立见“泾渭分明”。世界大体分为两大集团。德、日、意侵略国家为一方；英、法、中、美等反侵略国家为一方。在东西两半球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战争。
大战之初，由于德、苏已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指望苏联参战，一时不太可能，因此，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抛弃了孤立主义的美国身上。
令人失望的是，德国进犯波兰后，英法相继对德宣战，而美国宣布中立。
1939年9月3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广播中强调指出：“美国仍将是中立的……我不惜一切努力使我国处于战争之外。”这就是说，对各交战国禁运武器和军用物资。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从2月8日美中签订“桐油借款合同”，3月美又禁止对日信用贷款，同时通过“太平洋设防案”，7月26日又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等大量事实上看，美国是可靠的友邦。于是，他本着“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可不为之预筹”的精神，从两方面抓紧工作。
首先，于9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发表題为《欧战发生后我国的三大任务》的演说。演说中指出：
日本不参与欧战就是决心独霸东亚；日本现已疲惫不堪；今后日本对华将加紧政治和经济攻势。
确实如此，日军为实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急于尽快解决“中国问題”，于侵占武汉、南昌后，进一步夺取湖南粮仓，力求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同时兵分三路进攻战略要地长沙，直逼重庆。又从1939年9月18日至10月上旬进行了长沙会战。蒋介石陷入调兵遣将，发号施令之中，他决心打好这场仗，以增强美国援华的信心。
9月18日，长沙会战开始的当天，蒋介石电令驻美国大使胡适大力促进美国进一步坚定反日立场，以壮英、法之胆。电文如下：
“俄、日停战协定订立后，继之必有互不侵犯条约之订立，而俄必促成日本之南进政策，一面或将劝我与日妥协。英、法不知其阴谋，犹思与日妥协，求保其远东权利。国际形势至危，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国全处于孤立，而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美政府在最近期内，如对日有一坚决表示，或禁运日货等动作，以壮英、法之胆，勿使其与日妥协，方可挽此危局。务请加紧时行。”
胡适未负期望，由于他的“加紧进行”对罗斯福的工作，美国对日有了一个“坚决表示”。
日本阿部内阁上台后，企图与美国缓和关系，起用亲美派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外相，让他疏通美国收回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议案。
可是美国这时已坚定了决心。
10月19日，临时返国述职而又返回的美国驻日大使转达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日本如果侵犯美国权益，则美国立即对日禁运。”并痛斥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是侵权政策。
看到美国的坚决表示，蒋介石越发感到罗斯福是“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的忠实伙伴，他对美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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