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弹丸之地，已全被日寇占领，到处悬挂着血腥的“膏药旗”。当战火中的上海军民看到中国国旗飘扬在最高处的四行仓库的屋顶时，都激动得流下热泪，受到极大的鼓舞。
10月30日，英国方面唯恐战火波及租界而出面调停，提议谢晋元部队撤进公共租界。中国方面接受了调停，命令谢晋元部于31日清晨放弃四行仓库，渡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地。
可惜的是，蒋介石命令其“荣誉之撤退”为的是“不必再作无谓的牺牲矣”!但是，结果怎样呢？
谢晋元部队10月31日奉命撤入公共租界，按中央双方调停约定中租界当局承诺，部队本应撤经租界后马上回到中国战线上去，可是租界当局受日军胁迫沒能履行约定，而对谢晋元等763人(原800，牺牲37)实行缴械，羁禁在租界上的沪西星嘉坡路(今余姚路)的“孤军营”，由万国商团武装看守。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受日军收买的叛徒刺杀身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谢部官兵于是沦为日军俘虏，被押往各地充苦工，直到战争结束后，平安返回的不过100多人。
从八百壮士的这一悲惨结局，即可见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与不负责任之一斑!
【10月31日】
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
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
设或与倭妥协，即或答应其要求，甚至承认伪满，但其一遇国际矛盾冲突之机，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不止。
这一天，是蒋介石51岁诞辰。他在检讨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來近4个月的抗战形势。
就整个战局來看，呈现连连失利的趋势。10月中旬，绥远失陷，山西太原也危在旦夕。这时上海方面，浏河、闵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对比悬殊，我军疲惫不堪，难以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有消耗兵力，徒劳无益。可是由于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实情况，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的申斥。
10月末，守卫上海军队实在无法支持，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才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无奈，采纳了将主力部队撤往吴(江)福(山)一线和江(阳)无(锡)海(盐)一线，从事调整，伺机反攻的意见，下达了撤退命令。
10月30日蒋介石开始迁都重庆。
这篇日记意在强调“与敌作一决战”的战略思想，正因为如此，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蒋介石又听信了外交部意见，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迫使日军退走的意见，要收回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上死守三天。当时有的部队已经撤退，有的正准备撤退。正在此时，忽又传來停止撤退的命令，并要再坚持3天，部队顿时大乱，虽奋力苦战，已难挽回战局。这是后话了。
总之，从日记与现实的印证上，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抗战思想变化的轨迹：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日后，他们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每当战局稍有利时，就高喊“决战”、“反攻”；但当其军队一再溃败时，又转而手足无措，指挥混乱，对于长期持久的抗战，言之有余，实则不足。
【11月4日】
军事失利，国内各反动派逐渐猖獗，**尤为跋扈。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乾转坤？凡事应以国家利害为前提。如我自认为是，则当以大无畏精神行之可也。
即在武汉时代，他的文件里也留下不少对中共猜忌的记载，有如1938年2月1日他获得沈钧儒与叶剑英谈话的记录，据称**欲利用联合战线作扩张实力的工具，一俟时机成熟将与政府作战。6日蒋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注意中共在陕北创办抗日大学，“诱骗麻醉无知青年”应加防范。4月5日张国焘与毛泽东决裂，张发表《敬告国人书》，提及毛“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结抗日诚意”。引起蒋的注意。10月5日周恩來面呈蒋毛泽东亲笔信，内称：“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蒋阅后认为此系苏联主使，因为欧局紧张，斯大林深恐两面受敌，此时外间又有蒋政权即与日方媾和之传言，苏大使亦以六十师之装备及飞机五百架相助示意，所以毛周“敌甚恭顺”，同出于此一时之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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