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下午8时，张自忠代表宋哲元，未向中央请示便与松井太久郎签署的屈辱和约，其协议如下：
1?第29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來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2?和丰台日本驻屯军接近的宛平城、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3?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竟对此协议予以同意。
蒋介石对这份未呈核准的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见蒋氏如此强硬，于是当天，在东京首相府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3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力“对支那出兵”。
事情发展至此，蒋介石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7月12日下午，他命何应钦主持召开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次会议。会上专门研讨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宋哲元)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准备。”
这一天的日记，蒋介石一方面分析情势，一方面强调指出：“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7月19日】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就在蒋介石写下“亟谋应付之方”的当天(12日)，日本外务省当局声明：“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蒋介石由此已完全意识到，日本必将贪得无厌，于是在第二天(7月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电报指示：“万勿单独行动，不稍予敌方以可乘之隙。”同时命令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至此，从7月8日写完当天日记的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经过周密的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到13日向正在负责卢沟桥事件交涉的宋哲元发电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被迫下定抗战决心的整个思想轨迹。
但是，宋哲元虽然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战的决心，仍是执意希望“当地解决”，并再次派张自忠等人出面交涉。
7月14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來到中国后，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强硬提出7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
1?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2?罢黜排日之要人。
3?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4?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应撤离冀察。
5?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6?取缔学校与军队中的排日教育。
7?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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