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众意既归一致，于是遵照汪院长迭电指示之意旨，由应钦答复日代办，对其四项条件完全接受，并拟于今日派上校参谋徐燕谋为停战代表，偕同日本武官前赴密云表示停战之意。嗣后进行协议情形，自当一秉钧旨，随时密呈核示。职等为党国为地方人民着想，唯有牺牲个人，以求顾全大局，是非毁誉，所不计也。肃电奉闻，伏乞鉴核。
(5月27日)有申电奉悉。停战协定，岂兄所愿？因21晚开军事会议听各将领所表示，知危机已间不容发。22日晨日使馆又由津增兵两连，而前线各路急报频來，城内反动团体跃跃欲试，津埠暴动相应而起，一时人心恐慌，秩序大乱，其时环境之险恶，较之当年在济南退城时之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平同人见大势已去，认弟(蒋介石)所称“最后关头”已至，决定一面收城，一面将军政最高人员暂移驻长辛店。唯犹虑离平以后，华北局面必至不堪设想，故迟迟未发。延至晚间10时得汪院长來电略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与否，弟(汪精卫)以为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黄郛)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张群)诸兄切实进行”等语。得电时，敬之兄正与徐军长庭瑶研究城防，岳弟未在侧，乃与季宽兄密商。时已深夜11旱，不容有踌躇之余地。遂决然偕李择一君电约中山代办、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会谈，直至次晨培训时始散。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强缓和，重留北平。今后谈判进行，自当遵嘱认定以停战条件为范围。伪国承认问題，双方均非疯狂，深信决不至涉及。盖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代表，其资格并不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題？所当注意者，条款文句之间，彼等或用偷关漏税之狡猾手段，插入满洲国境线等之字句，为将來交涉东北问題之伏笔，此则当时时防范耳!总之，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针，勿为外來蛊惑之词所蒙蔽，更勿为南來不稳之消息所动摇(当时广州倒蒋情绪并未完全放弃，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盖国际援助一层，以兄平素所具之国际当识判断，敢断其不过一片空言；让百步言之，其实际之援助为时必甚迂缓，远水不救近火，为量必甚微薄，杯水无补车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决策，所谓“你东我西”，无论如何无可避免，唯有用种种方法以图应付。至尊电所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尤不能不辩。两年以來，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职，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唯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
塘沽协定经过蒋汪同意后，1933年5月31日于塘沽签订，内容与5月23日黄、何、黄联名电所叙相同。唯国民党军队撤退线南端加列渤海边上的芦台，日军有权用飞机侦察保证撤退确如条款执行，日军则撤退至长城线，当中缓冲地带以警察维持治安。
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4年。蒋所谓“我屈”见诸事态，“国伸”则未有痕迹。日方仍继续压迫。黄郛办完此事南返，次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掷炸弹，又接一恐吓信。但受到蒋介石激劝之后，仍继续北上交涉，直到1935年年初。黄郛于1936年12月死去，未及见临抗战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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