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时东北共有五个旅的兵力)；少帅于1931年5月去南京出席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便卧病在平”。
中华大国内伤严重，边疆不固。此外，外敌乃“乘虚而入”。
中国现代史上难忘的“九一八”，就这么发生了。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二更刚过，烦嚣的沈阳市内街已趋于平静。忽然，北门外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发出了短暂的爆炸声。出事地点离3年前炸死张作霖的场地只有几公里，看來干这类行当的人已经很有经验了。其实炸弹威力很小，它只毁坏了3根枕木，并使得铁轨稍稍弯曲，20分钟以后，一列时速80公里的列车呼啸而过，车行并沒有受到多大障碍，便是证明。
但不可小看了这一声爆炸，它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信号弹，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厮杀的开端。
爆炸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设计的。
可他们却诬称爆炸是中国军队干的。随即，日军突然炮击北大营(营内驻屯着王以哲的第七旅)。紧接着，日军多路进攻沈阳城。第二天清晨，沈阳市内中国各机关的大门上，都被贴上--“日本军占领”的字条。
上午11时，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于1945年11月自杀)率领幕僚人员及增援步兵联队由旅顺抵沈阳，同时，驻朝鲜的日军，由其司令官林铣十郎发布命令，越过鸭绿江开进我东北。
第二天清早，太阳旗遍插这座关东名城。
【9月19日】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蒋介石在“九一八”前后是否有过什么“绝对不抵抗”的指示、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不愿抵抗，沒有下令坚持抵抗，却是事实。即使是按陈布雷日记所云“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充其量也不过是叫张学良不要撤退得太匆忙了，应该一面后退，一面抵抗，也就是节节撤退、节节抵抗。
张学良“判断错误”，是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但蒋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难道无权改变张的命令吗？东北沦陷的责任，张不能辞其咎，蒋更不能辞其咎。
【9月22日】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乎？
以蒋为首的南京政权，处理“九一八”的善后方针，一是“忍耐”和“依赖国联”。希望“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当然，如果国联靠不住，“最后之行动”则是“自卫”，但都是“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之后。
“完全撤退到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内”的撤兵决议；蒋也曾为此高兴过一阵子。但日本认为：“非经全体一致同意，不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拒不执行，国联亦不了了之。
国联，在历史上存在了20來年，它沒有保护过弱国。强国视之为玩具，弱国视之为菩萨。利用这个讲坛，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无可非议，认为它可以除暴安良，则缘木求鱼。
二是压制抗日爱国运动。
3年前济南惨案的亡魂未祭，3年后关东军刀斧又來，生灵涂炭，山河破碎，中国人怒不可遏，首先站起來的是青年学生。“九一八”刚爆发，大学生们就组成了抗日救国团体，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示威，从9月到12月，各地到京请愿的学生多达五六万人。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鼓楼、新街口、中山陵园，是他们必经的场所，外交部长王正廷挨打，9月30日辞职。
上海80万工人发表《告世界工人书》。
由商界发起，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
对此，蒋早在9月22日就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
“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顺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运动如火如荼般在发展，“劝告”不住了，便指斥是“受共产党的煽动”，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许多青年人。
诚然，这个运动有自发的成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有共产党在从中领导。要求救国何罪!指责妥协何罪!这不就是在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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