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
密令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及铁甲队、江固舰，解决反革命各军。
夜十时，发许汝为函，劝其暂离粤境(原稿为“发许崇智函，痛数应负责各事”)。许接讯后，回电话二次，(语多凶悖)。又以函复之，终夕不成寐。
十二时，令广州市戒严。
是日，呈请任命周恩來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9月19日早晨，在广东省举行的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突然把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逮捕，送黄埔关押，罪名是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又于19日深夜，蒋介石发动了对许崇智的突然袭击，将许软禁。
【9月20日】
第二大队在虎门、太平，第四五团在东莞，包围郑润琦(粤军第三师师长)部，十时零，缴其械。粤军陆(海泉)、谭(曙卿)、魏(丽黄)三旅，迫石龙莫雄(粤军第三旅旅长)部，该部略抵抗，晚九时，遂亦缴械。
呈请任命谭曙卿代理第三师师长，该师暂归第一军军长指挥。
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
致许崇智函。
20日凌晨，按计划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部包围，许济部未行抵抗即缴徼械，莫雄略加抵抗，接着也被解除了武装。蒋介石将这两个师编入了他的第一军。
9月20日凌晨2时，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去他的亲笔信，信中历数许之罪状，说许如不“御职”即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但又说他这样做也是为许之“个人计”，不愿许“革命之生命告终”。还说，他只是要求许崇智“暂离粤境，期以3日，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信的末尾并有“如有一毫违心，不忠之意，皇天后土，当共歼之”之语。许见蒋的信后，接连给蒋打了两次电话，蒋不接。许见大势所去，无可奈何。
次日下午3时，许崇智在陈铭枢的武装“护送”下，登船离开广州，悄然去了上海。
蒋介石通过廖案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以及蒋介石本人在事前所不及料到的。首先，倒许的实现，使蒋介石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取代了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这对蒋介石以后成为“军界领袖”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次，廖案使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不能再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位置，造成了极好的形势。
附蒋介石致许崇智函
孙中山总理逝世，中心失所，吾党同志，各军将士，无不唯兄是赖，而愚忠如弟期望之殷，更不待言。益皆以为吾兄必能上承总理大业，下抚师旅有众，促进革命成功，解除全民苦痛也。乃还师迄今，时经百日，身当军局要职，百无一举，军队之散漫如故也，饷糈之偏枯倍前也。其于整军实，图远谋，定大计，寂无所闻。纵降而至于军饷军额，为革命军之根本问題，亦且未有规及，一任革命健儿灰心堕气，致令总理革命之主张，无法以贯彻。吾兄为军政与财政领袖，是不能辞其责者一。潮汕未复以前，吾兄拥有西江之地，刘、杨既平之后，吾兄更得广、三收入，近复进占东莞，以至宝安、增城。综计税收，潮汕百五十万，东莞十万，广、三二个月约计四五十万，仲恺先生筹交东征费二十三万，此额外收入，最低限度亦不下二百二十余万也。即不斯之计，西江月可收入七十五万至八十万元之数，加以东莞、石龙一带十余万，共计约在八十五万至九十万以上。而吾兄之师未增，且张和、杨锦龙等部四千五百枝枪，更就食于海丰、惠东一带，而其余军额，约一万八千七百枝枪，即以官兵每人二十二元统计，亦不过四十一万一千余元，纵再加十万为总部交际及一切开支，最多亦不过五十一万一千元耳。仅以西江、东莞之收入言，月尚可余三十五万元以上，其他收入，固未遑论。而今环顾广东政局为何如耶，各军乏食鹑衣，姑置缓论，而吾兄所部，且未关放六月之饷，如许大宗收入，用于何所，谓非饱私囊图己利乎。日事聚敛，将欲何为，是吾兄于财政上不能负责者二。中央银行是总理于环境至艰极困之中，苦心孤诣缔造而成，今吾兄囊括全部税收，不给各军，而犹恐该行接济各军，不克达到吾兄制死各军之谋。于是复思霸占该行基本金担保之印花税、土丝税、盐?、煤油等税，百计以图推到〔倒〕该行，而谋自立银行，以赢私利。是吾兄不唯不克继承总理革命事业，且思推倒总理革命基本，此吾兄不能不负责者三。廖案发生，阴谋暴露，而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而兄不引咎自责，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剧，岂不可痛。吾知总理有灵，必痛哭于九泉矣。吾兄总领粤军，平时纵容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举凡种种害国殃民之事，无所不至，而使政府范围所辖之民，仍陷于陈、洪、杨、刘时代之景况，此吾兄之应负责者四。呜呼，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贰。空谈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如仍放任个性，施展狡谋，弄小策，斗私智，不唯害及地方，而我总理手创之基业，亦且丧之于吾兄一人之手也。今不唯诸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苦〔若〕仍倒行逆施，固执不改，则吾兄所部为衣食所迫，势必哗变，而各友军亦将难保。事果至此，能无痛心，亦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此则吾兄行为反乎革命之常规，弟所痛心疾首者也。今为兄个人计，为本党前途计，为中国革命计，且为广东人民计，弟对于兄关系之切，更不能不思有以挽救之。故特提出五军编立计划案，实为今日唯一救济之方案，不唯均各军之甘苦，且期其从速成立，向外发展。而粤军内部之隐患，粤局十余年之纠纷，亦将从此解除，稍苏吾民水火之痛。盖自杨、刘讨平而后，弟无日不以整理各军，进出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轻广东之负担，以继总理之事业，为吾兄忠谋也。乃吾兄延宕狐疑，始则以点检枪数为标准，继则以饷项不足为口实，而其不愿各军整顿，使其无形消灭之心，则灼见肺腑矣。吾党以大计托之于兄，各军以领袖推之于兄，而期望吾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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