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粤局以后变化，三月一小变，半年一中变，一年一大变，其或不能延长至半年或一年之久也。唯此变化，不可徒作悲观。一方面着想如何运用得当，应付有方，未始不可化乱为治也。孙先生此行，欲求一治本方法，实无善策，不得已只有先求治标之法，亟图维持现状，不便内部纷扰，然后再求进步之道，因时措施则较易为力也。到粤后，第一要着即对于各军当一视同仁，万不能有一毫轩轾之分。弟于去岁粤变之初，已屡与诸同志解释此旨，倘再如昔日显然以第二军为政府之基本部队，则其余部队皆不能不以化外自沮，此洪兆麟等中立部队之所以不能不接近陈逆，以至叛变。而魏邦平等之仇视陈逆部队，亦不能附从孙先生乐为我用也。孙先生如对于各军以大公无私之态度一体相待，不唯各部皆乐为我用，而且互相牵制，易于驾御也。其次则为用人一端。弟意欲求达政治目的，不能不略讲政治方法，且不能不用新式政治家以求达政治目的也。对于此层，弟与兄等见解或略有出入，但弟以为今日就西南而言，西南之政治不能轻弃唐、李，如谓此二人对孙先生消极抵制，或其不忠于党，正唯其消极抵制而致政府于败，正唯其不忠于党，所以政府屡遭颠蹶。回忆六年来吾党失败之原因安在，则不能不追想此二人之关系。故欲免除其抵制与困难，不能不设法补救，补救之方，唯使其乐为我用而已。盖其人非与孙先生绝对的不相容者，有时且乐为我孙先生用，是其所畏者，孙先生之主张太坚，不能容纳其言也。弟意如欲达政治目的，但期与我所定之目的无碍，而有益于政府，则其余各事不妨容纳若干。盖党义与政权二者，此时尚难熔为一炉，今日吾党政策，约言之，只有二道，一曰先求得政权而后实行主义，一曰先行主义而后求得政权。然此时欲急求得政权，而又欲在先行主义上着手，则十年二十年后之事，非今日中国之所能也。弟意以为只求实行主义而不问政权之得失，则日久时长，固必有见效之一日，但此时不应急求政权也。倘欲实行主义兼欲求得政权，则进行步调当先求政权而后推行主义，较为简易也。若果如此，则吾党干部决定方针，五年之内不加入政府，专注重于党务之推行，只做实行主义之事，而政治方面，则当另招一班中国式的政治人才，如唐李者，来求政权，则政府与党当暂分而为二，其进行之效，或较迅速也。弟意以为政府与党之手续之范围不明，不唯政府混杂不清，易致纷扰，即主义亦因政治关系而不能贯彻也。如果组织政府以旧日党员办理党务，而以少川、伯兰、组安等，皆予其阁员一席，则政务或较有起色，而政权目的亦不难求得也。盖历年以来，益觉党员与政客性质不同，才能亦各有所长，如专恃党员而办政治，不唯范围太狭，外人望而却步，且其结果必启外界恶感、社会反对，难得完美之成效也。此节弟自以为有一得之见，兄等如以为然，则展兄任省长时，以兄与精卫二人介于政府与党之间，则主义不致偏废，而政权亦不致旁落。盖弟发此议，其一乃在欲速得政权，先以政治方法统一中国，而求实行主义；其二则以党与政府明定范围，组织政府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如谭、唐、李、孙，专为统一中国之预备。不然，以今日中国局势仍固执从前之主张，则政府决无统一中国之望，吾党政府之所以屡屡失败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唯恐其弊陷于偏重政权而放弃主义，故二兄不能不在孙先生左右，以防此偏重之弊耳。孙先生行时留沪何人，从者几人，兄自随行否，尚乞一一示知。弟目疾难愈，不能长书，耿耿此心，无时或已。此函如以为可，请呈孙先生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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