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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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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武帝功过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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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千秋功过:文治与武功 谁与评说

    煌煌大汉,巍巍朝堂,金戈铁马,红粉过客,汉武帝神秘复杂的一生尘埃落定。死者长已矣,后人却争议不休。誉之者众,毁之者亦多。宋朝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判毫不留情:“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当代史家翦伯赞的品评则妙趣横生:“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用剑犹如用情,用情扰如用兵。”那么,当朝太史公司马迁,怎样评价顶头上司的功过是非?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司马迁的褒扬指斥呢?

    【旷代武功】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來者。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执政。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

    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靠女人、珠宝,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选送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17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却未能决胜千里,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纵然毁誉参半,但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來,英雄传诵,志士吟咏。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沒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

    但44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十分之八。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來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千古文治】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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