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语》

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來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沒想到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來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坊。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过不少马來西亚朋友的信和电话．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三月天’的文学讲座。你即使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一个，但你不能不重视马來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來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r打从前年以來，马來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载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在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來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沒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來”。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坐了。飞机起飞十五分钟，出來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的人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來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维修好……”后來把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儿是老帽儿，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机率，《卡桑德拉大桥》那是特例，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日崩就坐飞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且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