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语》

旧两种伦理的一曲绝唱，各种体制均称完善的欢歌。

    沒有见到有关新凤霞的“小出身”资料。也许这是她终生的隐秘。我猜她应是寒微梨园世家出身。因为她的名字直译就是“凤冠霞帔”，一般文学素质高的书香门第既有自己的心理要求，称谓上却要讲究含蓄，如此“直奔目的”很像戏班子里女孩子的名字。我昔年在看《杨三姐告状》时，有一家报纸介绍，此剧新凤霞原拟出演主角的，她亲自去拜访过杨三姐本人．发现生活中的杨三姐已经“变质”，变得成了个地主婆，已经不是她心中那个光彩照人的杨三姐形象，她因此而放弃了出演这戏。当时看到掌故，我还在想和我弄小说差不多，一旦败兴，形象永无翻身之日。现在更深地想，新凤霞如果不是心理上本能反感这种变成“地主婆”的人，她怎会“败了兴”呢？这不是富人心理。她的擅长书、画，我也以为是“快速”成才，因为构成一代大师的要素．首先是文学要素。有了这个母体，那发展与滋生必定是全方位的。

    吴门三代从吴景洲老先生始，在文化上、学术上、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均获美誉，都是大师级水平。吴瀛、吴祖光、新凤霞、吴视…一直到吴欢、吴霜，我以为代表人物还是吴祖光。《圣经》里说：他幸福，因为他哀恸了“写这句话的人，必定深通哲理，深通世情”。吴祖光、新凤霞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哀恸，他们爱人，也自爱，由此获得了人爱，也获得了人生少有的自尊。还有他们在学术与事业上令人歆羡的成就，构成了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家族精神。

    应该说，中国新时代的文艺春天，应该是从***时期开始，***时期趋于成熟鼎盛，成了“艳阳天”。

    趋向还在看好。我这样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理智上的成熟，因而去掉了对知识分子的戒心．真正把知识看成是“第一生产力”，“分子”就是自己人。我们也可透过文艺方向、方针的变化看到变化，“为工农兵服务”，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变化看似微妙是一个小小名词转换，其实是摸索总结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分子磨合的结果，进入了一种理性的正常规范。

    明代有一首《布袋和尚诗》说，“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松些子又何妨”。

    可是有哪代君王或统治阶级放松一点了呢？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似乎创造了中国诗歌峰巅的唐代稍有缓舒之后，禁锢与文网是每况愈下。

    为什么一直就误会，芥蒂生嫌，恶性循环着谬种流传呢？邹阳的那封信中说“何从故，知与不知也”。一个知，一个不知，知识分子生生受了两千多年的浩劫之难，从李斯到李白，到蒲松龄到曹雪芹，戊戌六君子到吴瀛，到吴祖光……这其中割掉多少头颅，洒掉多少热血，终于换取一个东风河开的时代。

    吴欢----有人解释成“无欢，无不欢”，我以为带有吴、新二人心理上的自释自解，更是他们的希冀与寄托。他在这样一个高浓度的文化家庭，生于斯，长于斯，出生学养于斯，熏陶目染于斯。这个鬼才的惊人才华也就不是全然不可思议的了。

    吴欢，你要出书，这就是我给你的一片絮了。

    随缘读书做学问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

    “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打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來渐渐地人人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沒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读《匹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逊》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沒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沒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隋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來，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

    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沒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狼”。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盂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工夫“求其甚解”。

    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來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

    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心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