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经济利益就可得以保全。稳定主张的提出，就具有尊重当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由上述看，民众仍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为了能使民众成为驯服的统治工具，《商君书》反复重申法制、以法治国的原则。
在《商君书》中，“法”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可重视的因素。《画策篇》曰：“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又曰：“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 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错法篇》曰：“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慎法篇》曰：“法任而国治矣。”
为了厉行法制，法令必须掌控在君主所能控制的法官系统之内。《君臣篇》曰：“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听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靳令篇》曰：“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执法是法制的重要环节。《慎法篇》云：“劫以刑，驱以赏。”执法的精神要充分体现在刑赏上。民之情，皆惧死，是以《商君书》重刑赏。民怯，则以刑驱之，《去强篇》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又轻罪重处，“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民有功，则重赏，《错法篇》云：“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化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着而兵强矣”。违法则重刑，曰“以刑去刑”，甚至“刑于将过”。
法及刑、赏作为其实现政治统治的措施，而非“自治”下的民主手段，《商君书》所言“自治”与民众的自由与权利无涉，由此更加明了。
三
综上所述，《商君书》所言“自治”，不是关切与培育民众的政治权利与民生发展，说到底，而是为了“弱民”，让民众服贴地做政治威权的奴隶。《说民篇》云：“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画策篇》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因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在这样的前提下，正如《弱民篇》所云，君主须“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所恶者，一是穷，二是刑，所以方法就是驱民以农战，陷民以法网，教民以愚朴，由此，可以探知《商君书》的基本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其所主张的政治，不是民本的政治，而是君主的政治，民众只是不过政治统治的对象而已。君主利用民众，也只是蒐集民力，以为己用。作为工具的民众，是不会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君主对民众采取何样的措施，都是被允许的。
《商君书》虽言“尚公”的观念，但此“公”非《礼记·礼运篇》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公”，也非《吕氏春秋·尚公篇》所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 之“公”。《礼记·礼运篇》、《吕氏春秋·尚公篇》中的“公”的思想，是强调“天下”之意，突破了为君主一人之私的狭隘观念，是对君主专权的否定，是以天下、国家、民族立意的，有一种博大的民众利益关怀。而《商君书》中的“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君主本位，不是政府、民族本位，更绝非人民本位。其“尚公” 的政治理念是集体利益口号下的“君利”中心说，是对民众利益以及个人正当权益的压迫，是把个体民众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理论依据。
因此，《商君书》中“自治”的思想，不能作为民众自己治理自己理论的张本。正如笔者在拙文《<商君书>中的“公”观念与整体主义政治观》中提出的，《商君书》提倡的是一种集体主义，其将民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整体的归属和依赖，使他们戮力同心维护整体的利益。但同时，它在强调整体益的基础上，崇贵重君，以君主为该整体的利益代表，视民众为政治统治工具。民众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意志，服从所属集体的整体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整体社会组织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专权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组织政权同样也不可避免，秦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创设，其行政集权、君主专制的色彩自然难以消除。这样，“自治”非但没有推演出非威权的政治体制，反而使民众成为威权体制下服服帖帖的政治奴隶。所以，《商君书》中的“自治”观念，并没有体现出多少现代意义，更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建构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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