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一次点明：“婶，你没有当着大队那一班人的面去向什么人买布票吧？”
“没有，绝对没有。”她肯定的说。
“我想再问你一件事，”我说，“婶，这件事对你影响太大了。”
“什么事？”冯美君的母亲看着我，“那就问吧。”
“我听到有人说你与一件拐卖下放女知青的事有关系。”
冯美君叫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有什么意思，是人家在紧紧抓住不放。”
事情是这样的，冯美君的妈妈告诉我们：就在今年正月初六，她回娘家去看望老人。在火车站碰上两位脸上有伤却很靓丽的外地女孩在那里吃面。那两位女孩告诉她，她们是上海下放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她们的营长和教导员勾搭起来，先后一共强奸了她们几十成百名女知青，还不许她们给家里写信和打电话告诉家里，过春节也不许她们回上海。她们是偷跑出来的，上海是不敢回去了，回去也会被抓回来。因此，她们想乘火车到东北去，因为她们听人说东北平原好大的地方，到那里找个适合的人嫁了，也比在云南遭那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的营长和教导员蹂躏强。可是，她们没有去东北的路费，单独两个女孩也不敢去。她们央求冯美君的妈妈帮帮和救救她们。
冯美君的妈妈看到两位女孩跟自己的女儿年纪相差无几，心想如果是自己的女儿落难到这个地步，宁愿自己死也要搭救她们。
于是 ，她妈妈掏出自己的钱帮她们买好了到北京西站转道长春的火车票。到了长春后她们在东北平原上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家。她们除了奉还去的车费每人一百五十元，还多给了她五十元作为她的误工补偿。
然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派出的人根据火车站的售票记录，查到了那两位女知青的下落，把她们抓回了云南。而东北那两家人为了追回损失。就把冯美君的母亲当作拐卖下放女知青罪告上了法庭。
听完后，赵志友又呱呱的发议论了：“看来好人是做不得的。早知道这样，自己没捞着好处还惹上一身骚。嫂子你就该让那两个人死在路上烂在路上也不要管。”
我想到的是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变无，问冯美君的妈妈：
“你是否还有那两家人的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如果有，立即打电话联系他们，把他们损失的钱寄回去，要求他们收到钱马上撤诉。”
然而找了很久，冯美君的妈妈才记起来，她今天在公社，被那个从县法院来的邓组长叫人搜过身。那记录了联系方式和联系人姓名地址信息的字条已被搜身搜走了。
我的心里暗暗叫苦。从刚才听到的，不用猜就知道那是个好大喜功的家伙。
冯美君说：“妈妈，你别着急。我去找那个人，问他要回那张字条。”
我心里知道，官场人物很难相信，要是还能要回来，他当初就不会拿你的东西走了。
虽然其中与他经济利益没多大关系，但与他的业绩提升攸关，人家不愿意给你你就怎么做都枉然了。
第二天，我陪冯美君到公社去找那位邓组长，人家已经挎着皮包走路回县了。等我们乘车追到县法院，人家已经回到他的那个外县的家里休假了。冯美君的妈妈说，冯美君的爸爸也在那个县工作，就让冯美君一个人先到她爸那儿，同他爸一起去找那个邓组长，不知找到没找到，结局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但她们母女都听赵志友那似是而非的理论：“反正你们没赚钱，政府也清楚。政府总不该不讲理吧？他政府还让不让人家老百姓活下去了？”
又过了七八天，没有任何关于事情的回应。冯美君和她的妈妈就更觉得赵志友是个相当不简单的人物，把什么心都放下了。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威胁根本没有消除。
朱亚文顺利地当上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只要到每个星期六下午公社学区开会她都会出来。因为散会后赶不回去她就到我家来吃饭住宿，由于她人长得漂亮美丽，又勤快嘴甜，我的母亲也十分地喜欢她。且她一来二往跟我的大妹妹玩得很熟，两人姐妹相称，彼此十分要好。只是她一出来总要念我与冯美君不适合的老经。她的女红很有了长进，近来还给我纳底做了两双舒适合脚的灰色鞋面布鞋。
要知道，在我们湘南一带农村，未出嫁姑娘不轻易给别的男孩做鞋，除非是她心仪的未婚夫。
陆平平下放在了县五七干校，在一次发大水救灾时膝盖受了伤。由于一个人住在县人民医院非常烦闷，便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来到县人民医院，她的膝盖还肿得像一个小水桶。
好在她是一个人住一间病房，另外还有一张床。我就住在另一张床上陪了她好几天。她的父母要上班，只能抽空来看看。愁时间难以打发，我可以到县文化馆帮她借她所要借的书。最难的是她无法自己支撑着大小便，我得扶着她坐到便器上。等她完了再把大小便收拾出去。至于打饭用水都是我服侍她。
后来我到县图书馆查到一味叫地雷的草药。买来上等的好米酒。用那地雷磨在米酒里，再用药棉蘸了药酒去摖，只要了四五天她便能自己下地慢慢行走了。
陆平平说：“你是我的贵人。有了你，我能逢凶化吉。特别是我整颗心，见了你，就像不安的灵魂到了理想的天国里一样得到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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