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日本踢出中国,也关闭了日本知华派和亲华派的未来,使得他们日渐衰落,再也无法对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
宋彪也难免有些难过的叹息一声,和一直陪同在身边等待他读完全文的汪兆铭问道:“你花了多久翻译这篇文章?”
汪兆铭毕恭毕敬的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翻译完了,因为觉得这样的文章最好是有原文,所以等到今天让驻日本公使馆送来了急件原文才呈交给皇上。不过,据最新的情报所知,秋山真之少将似乎已经因为这篇文章触怒日本军方和内阁的反华派高层,已被勒令退出内阁,据说连海军都不打算留他继续服役。”
宋彪很惊讶的问道:“这么惨?”
汪兆铭答道:“是啊,确实很糟糕,臣下倒以为除了使用蔑称之外,他这篇文章也许还算是很公正客观的,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日本固然再不好,我们也没有必要逼的这么紧迫。”
宋彪想了想,道:“我们做的确实不对,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族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驶自己的权利罢了,难道我们还有义务给日本同等的权利在我国分享富强吗?秋山的反思还不够彻底,如果日本将自己定位在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采取轻税和有限的低军费政策,他们完全可以发展的更好。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每个国家都没有权利剥夺其他国家的同等权利,不能靠输出商品和占领殖民地及他国市场来满足自己,这也是我们推行重法爱民之国策,以推动国民普遍富裕为基础国策的原因,只要人民都富裕了,国内市场才能扩大,企业才能扩大,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关于宋彪最后所说的这番话,在欧阳赓总理强硬推行《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之时,国内就已经做过了全面的大争论,如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国家要强,人民当先富。
日本只是搞反了这个道理。
汪兆铭顿首道:“皇上圣明。”
宋彪想了想,却道:“其实道理就在《劝学》中的这一句话,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只是如何从现代世界观的角度去解读这句话而已。秋山真之的聪慧,以及他的境界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福泽谕吉,所以我们才说思想家是最重要的,思想才能指导行动,可我们的现代思想家又在哪里呢?”
汪兆铭当即答道:“臣下以为皇上才是当今帝国的思想家,正是有了皇上才有了今日帝国之富强,皇上一言一行都在指导着帝国的发展。”
宋彪微微的哦了一声,却道:“我恐怕还不算是啊。现在的帝国发展的很好,但还远远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是缺乏福泽谕吉那样的思想家。我们总是说要隆礼尊贤,可我们还是迟迟未能等到真正的中国的新思想家。这需要时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解读西方,又精通国学的大思想家,只有这样的大思想家才能解答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总是再说现代化,实际上是我们怯弱的不敢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借着光复中华的口号大幅度西化而已,只是在此基础上保证了国学的一些基础,只是这还不够,我们西方化的程度远远不够,我们国学复兴的程度同样远远不够。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说的很容易,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汪兆铭听了这番话就不敢再拍皇帝的马屁,可他一直都觉得皇帝思想虽然不堪称孔孟荀那样的地位,却也实用,足以领导帝国之富强,足以领导帝国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重任。(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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