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访问行程回到北京，宋彪在皇庭中央宫休息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一直在默默的思考世界的新局势和新环境，思考中华帝国的未来之路。
1922年4月底，宋彪决定在夏天继续到庐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议，主题是中国的科技研究、大学教育和201工程计划。
在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漫长的思索后，宋彪愈发清醒的意识到中华帝国已经发展到了现阶段的一个高点。想要进一步的发展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投入，让中国从一个世界科技的引入大国变成研发大国。
就在内廷总署针对今年夏天的庐山会议进行积极布局和准备时，日本新上任的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中将代表日本海军部前来向皇帝就加藤友三郎的“支那误称事件道歉”。
日本就是这样形容加藤友三郎事件的，他们根本没有反省的意愿，甚至以加藤友三郎当着面和华皇直抒“支那”一词表示高兴，日本国民和军政界对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敬佩之情，完全不在意中国人的感受。
宋彪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再过问此事，而是一直将此事交给帝国内阁处置。听说秋山真之要来，他这天上午才让蒋作宾和秘书局沟通，将日本媒体和政界方面的各种关于此事的情报都做了一次汇总呈报给他。
此时的陈其美已赴山西省出任农业厅的厅长，而袁金铠也调任帝国警察总署的总长，章炳麟被临时委任为代理内廷总长，秘书局方面的工作则由汪兆铭代为负责。
章炳麟显然不是很适应内廷总长的工作，宋彪在此番出行期间一直是让汪兆铭处置各方面的事务，在美国近距离的考察一番后，他已经决定将去年刚成为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调回国内接替陈其美的工作。
考虑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宋彪也希望这是最后缓和他与唐绍仪关系的一种安排，以显示自己依然信任唐绍仪和唐系的官员。
宋彪上午到了自己的办公厅后，刚坐下来喝茶，汪兆铭就迫不及待的将厚厚一叠的大约有几十页纸的剪辑汇总报告呈交上来。
要说起来，汪兆铭的仕途倒是不如陈其美那般顺利，这说明汪兆铭还是不够精明，虽然是帝党一派最厉害的笔杆子，却一直没有抓好自己的前途。
好在长期在光复党内承担副理事长和宣传部长的经验也是很漂亮的履历，加之身为皇帝重要心腹，让他轻易击败了其他诸多人选接替袁金铠成为下一任的内廷总长。
宋彪大致可以观察出来，汪兆铭昨天夜里一整夜都没有睡，亲自负责这份紧急的汇总报告，眼圈深黑的厉害，这一点上，他就不如陈其美，如果是陈其美的话，很早就会安排别人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应对皇帝随时可能的需要，或者是主动提交给皇帝。
当然，这也和陈其美主动争取仕途的心态，以及他长期陪同在皇帝身边的经验有关。
宋彪没有急着让汪兆铭离开。就让他陪同着站在办公桌的旁边，自己亲自翻阅这份汇总报告。全面的整理自“支那外交事件”以来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各种反应。
宋彪原先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很棘手的大事，所以也未过多的关注。对他来说，彻底教训日本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身为皇帝，他也犯不着亲自冲在外交前线重蹈德皇威廉二世的覆辙。
可在他将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看完之后，不免也觉得难以遏制的愤怒。
当着他的面使用“支那”这种蔑称，本来就是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不对。日本政府如果理智的话，应该立刻对此进行道歉，甚至是应该是全面整改，至少在政府公文中规定不得使用这一称谓。
但是。日本从政府到社会都拒绝就此认错道歉，反而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就此道歉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不尊重和藐视，按照日本人的逻辑，他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公称“CHINA”是他们的自由，而且他们坚持认为“China”是梵语“支那”的音译词，即支那一词是“China”的源头和标准翻译。
日本拒绝使用“中国”一词的理由主要在于，一，日本有中国地区；二，汉语的“中”代表周边四夷之意，用中国称“支那”就等于承认日本是夷国；三。“支那”正是这样的意图，妄图让日本人承认自己是夷国；四，“支那”在梵语之中是智巧的意思，本无蔑意，只有使用民间的“支那猪”一词才属于蔑称。
由此种种，日本拒绝承认对华皇使用“支那”属于蔑称，也不承认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在外交上存在错误，可在新闻报道和民间言论中，又明显以此为乐。将加藤友三郎视作民族英雄一般的存在，说是只有对“支那”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海军大臣才能如此正式的公开使用这样的称呼。
将汪兆铭整理的日本方面和此有关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宋彪很快将这份汇总报告扔回给他，责问道：“你对此事一直未有觉察吗？”
汪兆铭很是惊惶，辩解道：“臣下近期一直陪同皇帝访问各国，行程匆忙，忽视了此事，还望皇上恕罪。”
宋彪脸色很不好看的沉默了片刻，这才和汪兆铭问道：“那你现在说说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兆铭答道：“先不说日本方面的真实反应，只说日本派遣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前来，仅代表海军部道歉，本身就说明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一外交过错，也就意味着日本根本不会在政府层面作出任何更改，还是会继续对我国使用‘支那’一词。”
汪兆铭在日本生活了七年之久，在日期间同时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和日本政客来往密切，对日本可以是非常之了解。
宋彪就和他继续问道：“那你认为此事的原委究竟如何？”
汪兆铭思量片刻，答道：“此事的根本源于日本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泛滥，最终形成今日之顽疾则是日本政治的需要。据臣下的研究，日本在中国历史观中一直将满清政权归类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那种对汉殖民统治，将满人称之为清人，将我们汉人称之为支那人，早期我们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之时，对此还是积极认同的，因为那时日本对此词还没有明显的篾意。但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就明显带有歧视的使用这一词汇，甚至以朝日新闻和东京读卖新闻这样的大报社也公开使用过‘支那猪’这样的称呼，我们在日华人最早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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