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官,该毙的毙,该押的押,该撤的撤,一点儿也不放松,你看谁还敢扯别的!”
李书记笑笑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谁能明晃晃的去干坏事?都得演点儿节目使点儿招儿——一是借用什么名义,私下里个人捞好处,大面上看不出毛病来,查起来一时还找不着证据。二是预先就做好了准备,整得特别隐秘,外人根本不知情,明知道肯定不是好事,可是弄不明白究竟是咋回事,只能背地里猜疑和舆论,叫真章谁也说不清楚。更要紧的是:现在人的想法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笨寻思吧:干坏事的同伙能揭发他吗?都说是立功赎罪,结果是引火烧身,谁当那傻帽儿?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能检举他吗?这年头交人不容易,得罪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搞贪污腐化的都有靠山,谁说出实情谁挨报复。干坏事的到最后没咋的,还混得挺明白;当证人的可就倒血霉了,说不定啥时候有人找茬收拾你一把,让你有苦说不出。就是吃了亏的,也寻思反正那么多人跟自个一样,干脆忍着点儿,犯不上为大伙的事出头,到时候真的打不住黄貔子反惹一身骚,不但没人帮自个担过,恐怕连个说公道话的人都没有,闹那么个下场实在不值得。”
于仁说:“你说的确实是那么回事。可都是上边没态度才整到这个程度。如果管事的都敢大杀大砍,老百姓都是墙头草随风倒,看上边动真格的了,还能心里有气干憋着吗?”
李书记说:“事不象你说的那么简单。上边也有上边的难处,一些关系盘根错节,整不好人家就反把了,处理事的反倒闹一身包。还有些人和领导沾亲挂拐的,他自己死不认账,两事旁人不敢出证,领导再向着他说话,办案的自然睁一眼闭一眼的装糊涂,明知道是那么回事也不深究了。”
于仁说:“你担当这个角色,按你以前的性格,处理赃官的时候还能寻思这些没用的吗?该出手时就出手呗!”
李书记笑着摇摇头说:“什么事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依着我这臭脾气,对那些赃官恨不得一把掐死才解恨,可惜许多事说了不算——上边有领导,下边有办案的,我只能提建议,不能定盘子。就拿你们村的庄好汉来说吧:我听告状的一说,就猜傍个差不多,知道这小子肯定有不少烂眼子事。可是我不能直接去查这事,打发谁出去,就得信着谁,他汇报的情况就是事实了,轻易不能有怀疑,不然谁还去办案?如果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家就该寻思你带有色眼镜了,或者好象这里边咋回事似的了。再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拍板的,还有好几个领导参与表态,我只能提个人意见。就是明知道是避重就轻了,也没法硬犟,不然以后工作就没法干了。人家去办案,我再去查人家,那成什么事了?领导和办案的说应该给记过处分,我硬坚持说非判刑不可,能通得过吗?所以一些事也就浮皮潦草的过去了,心里有想法也没法说了。”
李书记打了个唉声,接着说:“这回你多少明白点儿了吧?你大概直到现在也觉得庄好汉那事应该动刀动枪,没想到只是搁掸子扫扫灰,根本没伤筋动骨,好像我没立场似的,再不就是和那些人一个鼻眼出气了。却不知道这里边有很复杂的原因,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明知道里边有毛病,也得听之任之了。”
于仁听得发呆了,过了一会才说:“没想到还有这些说道,真是一处不到百处迷。你不明说这些,我死到脖梗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还觉得一肚子牢骚没处发。可是总照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曲子啊!”
李书记说:“中央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了。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解决的,可能要很长时间,也难免有很多麻烦。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于仁使劲点点头,他觉得这话是对的。此时他已经不像刚来的时候眼睛一抹黑了,好像心里亮堂起来,想干的事肯定能干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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