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最早那是什么时候，三年级，或是四年级的暑假。妈妈通过朋友把我送到了一个有名的老师那儿去补课，七八个小萝卜头围着桌子对着奥数题绞尽脑汁，这一幕我现在想起来仍唏嘘不已。时过境迁，对于数学早已生锈的我，恐怕再也不能风骚地解出一道又一道难题了。
老师姓占，并不是职业的数学老师，而是一名退伍的炮兵团军人。据他描述，成为一个优秀的炮兵需要迅速的计算出什么轨道什么范围的乱七八糟极其复杂的东西，所以常年来也就练就了他对数学的敏感，我们几个小萝卜在他身前咬着笔头认真的听着，旁边的书架上还摆着他的军装照，不帅，但是挺有范儿。
占老师爱抽烟，每节课让我们最为纠结的时刻就是他讲解答案的时刻，我们必须为了答案为了真理深吸一口气投身于缭绕的云雾中，你不吸上几口二手烟，就听不清讲解。我们上课的大桌子中间是一个瓷白色的烟灰缸，它从不寂寞，因为他的怀中从不缺少烟头。而占老师的牙齿也有一两个已经微微泛黑，让我们小男生看了之后都决定以后绝不吸烟。
那帮早已走散的小伙子们还有多少记得这个呢，反正我确实没抽过。
在占老师那上课的有两个班，俗称1班2班，当然没谁吃饱了撑着去起个名字叫什么“月亮班”“太阳班”。1班2班没太大的区别，只是因为人太多，分成上课时间不同而已。我在2班，班上最好的哥们叫阿飞，他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是一个中等身高，瘦瘦的男生，眼睛大大的。他在我眼中比我们这帮小屁孩成熟许多，不仅因为指挥胡闹的时候说话有分量，比我们靠谱多，而且他的嘴唇上小胡渣也已渐渐冒了出来。另外班上还有几个活泼好动的男生和安静内向的女生。补课中途会休息几次，这时我们一般都会找出老师家的棋盘，明明是高深的围棋却被我们当成五子棋下得不亦乐乎。
等到学校开学后，补课的时间就改在了晚上。当放学的我踏着月色披着星光乖乖跟着来接我的老爹老娘走回家时，在路上他们总会义正言辞地批评我上课不认真，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虽然在屋内透过窗户看屋外是一片黑，但是从屋外透过窗户看灯火通明的室内那是看得一清二楚。结果经常的是我在凳子上不安分地小打小闹，然后再一头雾水地思考着老爹老娘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动作。
老爹是海关里的一个小头头，平常应酬多，一个星期难得在家里吃上几餐饭。这也使得我一旦考试没考好却又要家长签字时，就希望他出去应酬。老娘是个医生，这点随了我的阿公，我亲爱的阿公。
我和阿公的关系很好，一方面当时我是家中唯一的小孩，等我的表弟呱呱落地之时，我都一副大人象的上初中了，另一方面，我那安静谦和的性格深得阿公这个老中医的喜爱。但是阿公在我四岁的时候被在广东打拼得不错的舅舅接了过去，从此我这小屁孩只能在寒暑假的时候被打上个“特殊关照”的隐形标签，在空姐的带领下屁颠屁颠登上飞机，然后睡一个半小时，等飞机降落在了广东再找到前来接我的阿公阿婆。这小段冒险从我三年级开始，年年如此，也算是每逢过年必会被长辈们提起的趣事。
“那个时候维崽还有一个小辫子，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过来，看到了我们就喊‘阿公，阿婆 ’！”
我的小名叫维维，儿时觉得不好听甚是厌烦，现在倒想听着这么叫了。
小时候我的后脑勺有段微微凹进的地方，理发师说不好剪，老爹老娘便给我留了条小辫子。
阿公总会这么回忆，装着沉甸甸的爷孙情。
关于“阿公”这个称呼，是有一天，那个可爱的老人家认真地对我说：
“乖孙儿，别叫我外公，太见外了，就喊我‘阿公 ’好了。”
于是这个称呼一直持续到今日，“阿公”仍经常挂在我的嘴边。
话说回来，在占老师那里补课也是一直持续着，但是又忘了是怎样，到了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两个班的人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做课堂小测验，于是不可幸免的，我终于还是见到她，梁佳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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