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三教和西方沙门,势力强大,根基深厚,气运绵长,又有圣人坐镇,可谓是万古不灭,香火不绝。
但是,都是只为香火气运而教化人族,但是红尘浊世才是芸芸众生繁衍之所在,能够有多少人可以超脱俗世,修道有成,羽化成仙,三清之门虚妄,佛国净土几成谎言。
如今,正需一教派,以天下众生之幸福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匡扶社稷,体恤万民,此乃大德,万世之不朽功业
贫道观儒门大义精微,上体天心,下恤万民,诗书礼乐可以教化君子,谦谦之德,让人称赞,中庸之道,天地根本;仁爱之心,人皆有之;浩然正气,君子所有。
因此,贫道愿助教主一臂之力,成就无上道果,让儒门大昌,普度众生,让万家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子孙满堂,而非虚无缥缈之仙道佛国。
还望教主决断”
慈航心中既然打定主意,要让儒门大兴,自然也不藏捏,一股脑将本意说了出来。
五位儒门大贤一听慈航此话,心中大喜,纷纷面露喜色,顿时春秋阁之中烟霞万道,霓虹散彩,走兽吼叫,飞禽啼鸣,其音欣喜,无限大欢喜,到处*光明媚,芳草萋萋,一片祥和胜景,正如此时五人的心情。
只是,唯有荀子在欣喜之后,若有所思,眉目之中闪过道道智慧神华,圈圈神华散逸,彰显无量大智慧,慧轮高悬,皓如日月,璀璨耀眼,突然出言道:“帝师如此为我儒门打算,可是还有什么要求否?”
慈航闻言,会意一笑,这荀子还真是敏锐,已经从中察觉出了蹊跷,虽说儒门信奉三皇五帝,但是跟阐教风马牛不相及,如今慈航无缘无故为儒门筹划,荀子却是怀疑慈航另有所图。
“呵呵,道友不愧是韩非子、李斯的老师,可谓是帝王之术萦绕于心啊,对人心之洞察,非同凡响。
不错,贫道今日相助儒门,一来,的确是眼见现在教派一味只顾争斗,却是不能真正解脱万民疾苦,而儒门大义,则有救世良方,因此心中折服,愿意儒门大兴。
二来,贫道如今却是有苦难言,日后普陀岛一脉还需援手,希望他人普陀岛危机之时,儒门能相助一番,此乃一己私心,还望各位大贤明察”
慈航真心实意,因此身上自然散发出一股至诚、至刚的气息,其为民着想的大德无私之心更是让孔子查知,五位圣贤都是睿智之人,又都有功德在身,虽然慈航道行高,但也能够察觉出慈航身上的气息,因此断定慈航刚才的一番话并无虚假。
五人相视一眼,最后孔子抚摸三尺白须言道:“既然帝师如此拳拳之心,一心一意为天下苍生着想,我儒门也不能拖拖拉拉,让人耻笑
只是,如何行事,还望帝师示下”
儒门眼看如此良机在前,怎能拱手让人,赶紧向慈航示好,准备大干一场,成就大业。
慈航哈哈大笑,抚掌言道:“贫道准备多时,看来可以起用棋子了”
几人在春秋阁中密语片刻,不多时,两道流光从春秋阁中飞出,直落九天,坠入人间界。
“博士”作为官职,初见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竽其间。
等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阿谀奉承之徒。
陈涉起义,许多儒生背着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去寻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成为历史上为理想而献身的名人志士。
汉兴,儒生又投奔了汉朝,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
汉高祖曾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灭“残匪”,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
孝惠帝、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
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
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
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窦太后曾问《诗》博士辕固生《老子》之书,辕固生说《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窦太后愤而骂五经为‘司空城旦书’(意思是:犹言刑徒之书。司空,掌建宫室及筑城。始皇焚书,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黥为城旦。),并令固生徒斗野猪,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才免于横死。
众博士看在眼里,惧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扬儒业,经世先王有的竟纷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逃之夭夭。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告老归家,居教乡里。
而其中一人,名曰:董仲舒,乃汉初广川郡人,是汉景帝时期的博士,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儒学不受重视,因此董仲舒也是韬光养晦,没有进入政权中枢。
《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
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lun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
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
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
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母生的首倡。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同。
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
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
胡董二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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