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他坐的是四人一间的卧铺车厢，空间有限。这样我们这里便成了货满为患的仓廪，每当我们出入包房，必须在各种大小的旅行箱和纸板箱中作一番努力的攀爬。火车启动后，大成疲惫不堪，和衣而睡，我独自沿着昏暗灯光的走廊徘徊许久。回到卧室，同伴已入梦乡，不时嘟哝着一连串梦呓。我倒在铺位上，望着漆黑一团的窗外，久久不能入睡。
在开往布达佩斯的二天二夜的途中，开始面临食品危机。从中国带出的熟泡面已经消殆一尽，我们还有一包奶粉，还是我的儿子的，当时不满周岁的婴儿，每月可优待购买一袋奶粉。临别时，妻子偷偷塞在我的背囊。触物生情，为之酸鼻。身上的一些外币，不到紧急关头不可轻易动用，餐车自然无法去了。奶粉固然可以充饥，但是外国火车从不供应开水，除非让乘务员端一杯茶过来，但通常是要付钱的，太不人道，出国以来头一遭怀念中国的好来着。康斯但丁为人慷慨，送我们一个大烤鸡，实在盛情难却，事后我们拿了一套丝巾给康斯但丁，让他带给身怀六甲的妻子。
我们的新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米沙，是匈牙利籍，娶了个苏联太太，俩人滑雪度假，正在归途之中。米沙会一些少得可怜的英文单词。很快大家都相熟了。对方送了一个匈牙利漆碗，黑底金边，上面有一些别致的图案，我们回赠了一些中国的小礼品，他们十分稀罕。当这对夫妇知道我们的处境，立即倾囊所有卢布送给我们，我们推辞不了掏出美金，米沙坚决不收，说，“我们不久到家了，这个带上，你们路上有用。”当拿着米沙夫妇的卢布，在餐车上消费以享辘辘饥肠的我们，可真有点飘飘若仙的感觉。
米沙夫妇迷上了我们的袖珍立体收录机，当时，无论在苏联还是东欧，这种玩意十分罕见。他们整天泡在我们这里，轮流套上耳机听重金属的西方流行音乐，四人在一狭小空间待久了，气温骤然上升，我对米沙说，如果他们想休息的话，可以带着收录机，请到自己的包房。于是夫妇俩欢天喜地返回。临行时，我们把收录机赠送给他们，一开始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我们解释，到了西方，这种东西很多。最后他们才收下。
过苏匈边境的时候，匈牙利方面的边防检查风格近似西方，十分简捷，一个乐吟吟的匈牙利边防人员，在我们护照加盖入境章，双指在大檐帽碰一下致敬，便完了事。本来一路上对高先生寄存的货物捏了一把汗，看来担忧是多余的。边检时，康斯但丁出示他的CCCP外交护照，才知道他是个空军少校，是华沙条约组织军事使团驻匈的苏方成员，怪不得在餐车共进早餐时，和二个中国人同桌，他显得稍微的拘谨不安，他的身份敏感，在公开场合上，不宜和外国人接触。后来到达布达佩斯，康斯但丁帮了大忙。国家往往不如草民来的厚道，那个年代，国与国之间成了冤家，政治家们互相斗得声嘶力竭，善良百姓未必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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