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花子一个人待在佐尔格的房间里时，想抽支烟，便打开了佐尔格办公桌上的一个抽屉，她发现了一只极为漂亮的打火机。她点燃了香烟，顺手将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事后，佐尔格追问起，她并未承认。”
“由于在佐尔格的住处附近经常出现发报机信号，日本警察组织特高课的特工们对这一片监视了很久。他们逐渐对佐尔格怀疑起来，但由于佐尔格是‘友邦’德国公民，贸然动手可能会引起两国外交纠纷，于是决定首先从佐尔格的女友花子身上打开缺口。一天晚上，花子与佐尔格幽会后回家时，被特高课请进了警察局。她如实把与佐尔格认识的经过，佐尔格为她买钢琴、租房子的事情讲了出来。除了经济原因值得怀疑以外，别的没有什么构成间谍的罪证。搜查花子的房间警察们也几乎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发现了花子从佐尔格住处拿来的那只打火机。请反间谍专家拆开一看，这原来是一架微型照相机。特高课确信佐尔格是一名间谍无疑，于是马上逮捕了他，进而将整个‘拉姆扎’小组一网打尽了。”
“爷爷，那您怎么没被抓到？”芳子有些好奇。
“爷爷运气好，不是他们‘拉姆扎’小组的。我是日本gongchan党的，虽然受佐尔格的领导，却是和他单线联系，不在‘拉姆扎’小组的花名册上。而当时特高课把搜捕对象重点放在像佐尔格一样的外籍人士。这样一来，只要佐尔格不说，我就是安全的。从41年被捕到44年被杀害，佐尔格始终没有承认和苏联的关系，日本情报机构也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我不仅得以保全，而且继续潜伏于军部，仍然能够定期向苏联发报。”
“爷爷，您的经历真够传奇的”余友军感慨道。
“传奇不传奇的，那是留给别人看的，能活下来享受和平，就感到很幸福了。想想当年牺牲的战友，活着就要知足啊！”老人回想起过去，心绪起了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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