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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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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家女不忘本色 聪明仔智破玄机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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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乍暖还寒。布谷声声,农家播种忙。天公总是不作美,度过严冬,岁序新春,可还是朔风呼呼,春寒料峭,春雨连绵。公社一声令下,各生产队一齐动员,抢时春播。

    山岗坡地播的是玉米,谷洼水田插秧种稻。播种玉米,这个作业并不难,一人倒退着挥锄挖窝,窝不需深,盈寸就成。另一人胸前吊个肚兜,装着金黄的玉米粒,跟着往窝里丢二三颗种子,两脚随之将浮土扫埋过去。前面挖窝者要费劲,眼准手快;丢种子的要心灵手巧,种子要丢进窝,脚扫土埋盖也要准而快,手脚和眼睛都要配合好,既不能慢吞吞也不能分神,这样挖窝和丢种者配合得紧紧相扣,才能做好播种玉米的农活。

    施丽英在播玉米时和赵大嫂搭档,配合得很好。耿茂队长过来,美美地笑,赵大嫂趁机大大赞扬施丽英心灵手巧,学得快,做得好。说实在话,这农活别看不需要多大的力气,但由于紧张,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一天下来,同样累得全身好像散了架。

    在山坡谷底比较平坦的一小片农田种水稻,是这个生产队的粮仓。拔秧和插秧对一群城市来的知青又是一个大考验。

    拔秧和插秧是两个主要环节。拔秧时,由于秧苗幼嫩,操作不好就会挟带不少断头缺根的废苗,因此拔秧也要懂得技巧。施丽英向赵大嫂请教,赵大嫂告诉她,由于秧苗幼嫩,几只手指一定要贴紧地皮把秧苗连根挖起,不是拔而是挖,这样才会减少断苗。拔秧不是看,而是在水里摸,凭的是感觉,两手一前一后摸着往前拔。当双手秧苗盈握时,就在板凳的两头敲打,打掉泥巴,抖掉断苗,洗干净再扎捆成把。施丽英依照赵大嫂传授的方法摸索,很快就掌握了窍门,进度快了,断秧也少了,耿茂队长当众表扬,郑义乐呵呵给施丽英记个满分。

    插秧又有大学问,也不是看的那么简单。由于水田在谷底,因就地势高低宽狭不一,开出来的农田幅块小而不规则,根本没有“方”的感觉。因此在不规则的田中,划出自己的长方形,在视觉上就令自己头脑混乱;当年提倡蚂蚁出洞,密植创高产,一个人就要负责面前上十株的秧苗,一个人跨开两腿,一般都要插十一株,十三株,要单数,脚窝才能避开。不管你插几株,下田摆的架式就要一直坚持到底。

    插秧是倒退后移,倒退就是前进。两脚的位置不能随意变动,不然你就屡次把秧苗插到你的脚窝里,泥不护好秧苗就会漂浮起来。秧苗漂浮起来,就要往前去补插,兼大大的麻烦。插秧时,如果随意变动姿势,原来安排的十一株或十三株,到头来就变了样,变成十株或十二株;如果你动作慢,就会被别人关起来,就像匹马单枪在敌阵中被包围起来。因此,看似简单的农活,摆在那些四体不勤的城市知青学生娃面前,就是一个大大的难关。

    施丽英凭她的聪敏,在付出腰酸背痛的巨大辛劳后,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时间在劳筋挫骨的煎熬中过去,接着又迎来夏收秋播。劳动有了成果,有了收获,大家都感到喜悦。

    真正感到喜悦的还是等候上报丰收喜讯的上级领导。当时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高论,耿茂这个生产队还未开镰收割,许多地方已经上报“放卫星”高产了。今天这个生产队放亩产一千斤、五千斤的卫星,明天另一个生产队又放出亩产一万斤、二万斤的卫星,卫星越放越大,三万、五万斤的卫星也相继上了天。

    文革中,“抓革命,促生产”,又重演十年前大跃进时的浮夸作风,没有人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更多人在热心鼓吹反“右倾”,生怕自己“左”得不够,没有“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置,硬是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当儿戏,为自已的升官创造辉煌业绩,苦的到头来只是平头老百姓。

    放卫星真是大阵仗,敲锣打鼓,戴红花,放鞭炮,大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向大队报喜,大队又向公社报喜,第二天报纸就在显著位置大事报导。领导发表讲话祝贺,领导的领导又提出更高更大胆的指标。大树典范,全面推广,访问取经,搞得非常热闹,普天同庆。报纸上放卫星丰收高产,领导人笑逐颜开,就是没有看到广大劳苦农民的愁眉苦脸。

    四面八方放卫星,这就苦了生产队队长耿茂。大队已三申五令要他上报水稻亩产量,他曾说:预计每亩会有三百余斤,再多怎也达不到四百斤,就给大队领导骂个狗血淋头,说他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在电话里大队长大声训斥耿茂说:

    “别个生产队上报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公社领导还不收货,你说几百斤,不是要逼我上吊吗?”

    是呀!一级一级在催逼,下面小干部也很头痛,“形势逼人”这句话,在这里就很耐人寻味!

    苦呀!耿茂这个世代为农、一辈子和泥巴打交道的老农民,无可奈何,哭丧着脸来找郑义。他希望郑义这个城里的读书人,能给他想个好主意,应付上级领导的催逼。

    郑义想,今年年情还算风调雨顺,实际亩产可达三百斤,说亩产千斤、万斤都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些千斤亩、万斤亩、几万斤亩的放卫星,只是自吹自擂、自欺欺人的笑话。但是整个社会都在说假话和大话,谁都很难独善其身,耿茂队长太老实了,他还在那里对生产队里的坡地水田逐块逐片的屈指计算。老队长呀老队长!成绩是吹出来和写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呀!郑义笑笑对耿茂老队长说:

    “队长!你明天到大队开会,你多抽两袋烟,多跑两回厕所,让其他生产队队长先报,让他们去争高低。明天各队上报的增产数字,一定是越报越高,报在前边的再高最后还是保守,报在后面的就会插红旗、当标兵。你等所有人报完了你再说,报多少呢?不要争第一,第一会遭人咒骂;报个数字比第一第二低一点,跟第三名拉平就行了。”

    “报那么多我哪里有粮食分配给社员和上缴国家呢?”老队长使劲地吸他的旱烟,摊摊手,无可奈何地说。

    “队长!在会上报的数字没有谁能兑现,多些少些都一样是假的,不必认真。小队预报粮食产量,就是让大队有个数据向公社汇报,公社再向上级领导汇报,层层作假,人人吹嘘,一股风也就过去了;过后也不会有哪个领导会来认真查究,谁都知道是假的。现在只有顺应潮流走,大家皆大欢喜,不然你就过不了关。”

    耿茂队长紧记郑义的话,在大队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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