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料到，盛传城乡的“招工”竟然是场子虚乌有的闹剧。
在“文革”的红色激潮里，人人都把“一颗红心献给党”；每当北京传来“最高指示”，喇叭一响，不需要通知，人们深更半夜都会爬起床到广场集合欢呼庆祝，全城锣鼓喧天，跳着“忠字舞”的游行队伍遍布大街小巷。不等天亮，响应的大标语会贴满全城。
而同时，“地下消息”也非常盛行。六七年，说是“鸡血能强身健体，治愈百病”；一夜之间，农村公鸡绝迹。
据说，早在一九六五年，某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还说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此“秘方”开始在某些“上层社会”悄悄地进行，“文革”时，这些“走资派”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当作“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揭狠批。结果，“鸡血能强身健体，治愈百病”广为流传。“造反派”更需要强壮的身体干革命！革命群众也要有健康身体建设祖国。于是，各单位有病无病的人们，纷纷拎着大公鸡去医院排队打鸡血。
林木森的母亲也打过“鸡血针”，还是他抱着只大雄鸡去替母亲排的队。大雄鸡有四斤多重，是他二哥高中的一个同学家的“闹钟”。同学原想 “跳出农门”，他多读了一年书，赶上了“文革”，农村青年没有单位管饭，家里靠出工挣工分生活，他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跟着“串联”队伍去了一趟韶山，还是回家作了社员。俩个同学在街上碰见，很是高兴；同学听二哥要买公鸡，马上把二哥邀去他家。市井说是“毛鸡肉价”，公鸡一下卖到了三元一斤，比肉价翻了三四倍。在同学的坚持下，二哥二元一斤买的，来回走了六十里路；捧回了大雄鸡，全家很高兴。
大雄鸡高高的鸡冠通红，高翘的尾巴毛黑里透出黛绿，高高的鸡爪又粗又黄。母亲有些犹豫，怕“造反派”借机抓父亲“辫子”。父亲说：“我的‘历史问题’与你无关；只是，这只鸡太张扬了些。”
林木森没作声，拣长的尾毛拔了七八根；二哥把碳素墨水涂在鸡冠上，又在鸡爪上抹些煤屑，用网兜紧紧兜上，再把脖子上的毛弄湿。横行庭院的“司晨官”变成了“秃尾巴落水鸡”。
工厂职工医院大门口，贴着“鸡血治百病”的《辟谣通告》；门诊注射室前排着长长的队伍，聚集了众多的公鸡，有趾高气扬的、有萎缩一团的、还有刚刚会啼的“小毛鸡”。排队的人相互不作声，大家好象都不认识。母亲的担忧有道理，父亲的防范很有效；不时有“造反派”来巡视，并把一些捧着张扬公鸡的“黑五类”进行思想教育。他们回来时，面部毫无表情，只是手中的公鸡变小了。这样的事似乎挺理直气壮；“造反派”更需要旺盛的精力投入革命事业中去。
林木森回家后，给抽了血的公鸡喂了半斤米；拿着公鸡的长长的尾巴毛四处炫耀。果然有“造反派”上门来，说了一番革命理论；以 二元五角一斤，兴高采烈地把公鸡抱了去。
下班后，父母埋怨他，说：“作人要诚实！”
林木森说：“要看对什么人！”
二哥笑着说：“早知你这样精，我应多买二只回来。”
湖兴“招工”的信息来源，谁也说不清。或许是四面八方汇集的“马路消息”， 唯一可佐证的是中央确实在二月的一份文件中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
一九六八年底与一九六九年初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由于“文革”，六六、六、六八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全因停课闹革命耽误在学校，本来还有个“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边疆），北京一道指示，六六、六、六八届的高、初中毕业生“一窝端”，共计达二百万人，全部下农村；由此全国的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上山下乡”的大潮。
两年多来，几乎所有“城里人”都在关心、注视着“知青”政策动向；毛主席也是让“知青”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教育二三年，就象读了一届初中、高中，也该毕业了。果然，今年情况似乎很微妙。一、中央有“‘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的新精神；二、“知青”已在七0年全面“断奶”，不足三个月，就吃光了“积蓄”，生活陷入困境；三、城里近年在动员“上山下乡”的时候，政策有些松动，“已经有‘知青’家庭可以留一个”；还有的人家提出，“自家子女换班”的想法，得到许多人持。四、各级革委会今年都强调要注重“知青”扎实参加农业生产。“众星望月”之际，有些大队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要求“知青”参加“双抢”的动员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为了你们好，你们来‘上山下乡’，连‘双抢’都不参加，如果遇上‘招工、提干’，我怎么写推荐意见？”
于是，各种渠道集拢的信息，经过了层层的过滤、思索；虽然城乡之间的再三探赜索隐，仍是莫衷一是，却在一些人心底里点亮了一盞灯。于是，再经过相互的交流，又有些人添加了一些理想化设想，一套完美的“招工方案”在城乡半秘密地运行起来。
一人传虚，众人传实。“双抢”后，“知青”大批回城，“招工方案”堂而皇之地浮出了水面；尽管各个单位领导都如坠五里云雾，却为自己的亲友感到幸慰，便宽慰道，“如果真有‘招工指标’，一定考虑！”
消息越传越盛，许多原来不知道的家长叫回了蒙在鼓里的子女。暗地里“托门子”演变成公开地找单位。有“靠山”的相互打招呼，没有“靠山”的便聚集一起，商量对策。这是求菩萨告城隍神的事，一番商量后，没有“靠山”的“知青”们不争也不吵。三五成群，十人结伙地在城里游荡；聚上几十人往骆驼桥、小西街、府皇庙等城里热闹的地方临街一坐，无声胜有声；给“当权派”造成一个无形的压力。
“知青”家家有，公安局、“城市民兵” 都无从着手，措手无策。听了汇报，地、市、县革委会更是莫名其妙，忙让市、县“知青办”出面辟谣。谁知一夜之间，谣言纷纭；说是“招工名额”被些“有权势的据为已有。”众议成林，市、县“知青办”招架不住。地、市、县委与各级革委紧急榷商，决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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