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

宗却很坚持，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一大批人是真正有良心和正义理念的，旗山人民公社需要他们，也可以给他们很好的舞台，只要他们别太jī进。     杨少宗只能靠自己在旗山累积的特殊政绩左遮右挡，并且将一部分人的档案转移到广州厂区，才非常勉强的将这件事办了下来。     可是，究竟要如何才能让这些人都成才呢？     杨少宗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后，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通过省社科院的帮助，联系到了台湾交大的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曾仕强，请曾仕强来旗山主持一个为期半个月的“人生与企业管理培训班”课题是杨少宗定的，而且愿意给曾仕强十万美金的高额讲课费。     他想请这个人来讲一讲人生，讲一讲企业管理，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很欣赏曾仕强的那一套管理学理念。     他有他的想法，但他知道在这个时期需要用另一种生活去点燃学生们的希翼。     办着这些事的时候，杨少宗确实顶着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于政治上的压力，实际上也有省委和地委的领导让人从中间转话给他，希望旗山这边不要聘用有问题的学生。     最后是程治中出了一个招，说是要用旗山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生活来改造那些有问题的大学生，纠正这些人思想上的问题。     就这样，旗山人民公社成了一个很好的堡垒，你总不能说旗山人民公社招收这些学生是要搞问题吧？总之，旗山人民公社忽然增加了非常多的大学生社员。     杨少宗在管委会内部重新定了一个基调，就是保护为主，如果有省委领导来视察，就让个别大家比较关注的学生去种地，挑大田，凑活着应付一下检查。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左挡右遮，事情也混了过去，旗山给这些学生保留了一个舞台，而旗山自己也落得了实惠，很多年后，旗山很可能就需要依靠他们才能继续保持竞争力。     比如说，这批人中就有几个是计算机专业的首都科技大学的博士生，还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他们被本校都重点批评过，本来有人已经准备出国，就是在同学之间相互的联系和萧薇等人的邀请下，稀里糊涂的来到了旗山避一避。     这里面有一个叫徐蔚的人，这个人后来其实去了美国，十几年后成了澳门大学的校长和亚洲计算机协会的副会长，这个人在计算机领域一直算是比较低调的专家。     当然，杨少宗也不知道这些事，他只是想从这些人中找一些真正有本事的人，事实上也真的找到了不少。     他肯定是要承担一些风险和压力的，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出手，以旗山的号召力是根本不可能招到这些人，至少不会这么容易就能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