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看来，子康兄应该是受了鞑子的蛊惑，一时不查，才会有今日的变故。如今子康兄泥足深陷，在下迫不得已，只能让子康兄在这个世上永远消失了——”
无铭双眉紧锁，看房中的几人都以惊诧莫名的目光看着自己，他无奈的苦笑一下，“其实督帅他们一直受到朝中反对势力的弹劾，如果再有子康兄的事情爆出，督帅难免身陷不利局势，而边塞就又不得安宁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下策。”对于余子俊这位总督，大同的将士喜欢称之为督帅。
庄庭虽说立志不再过问官场之事，但长久以来的习惯还是让他非常明了朝廷的一些动态，关于余总督的事，他自然也不陌生。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后进位为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干练著称。自成化初年调任西安知府开始，先后做过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左副都御史、右都御使、兵部尚，先前就曾巡抚延绥，如今以户部尚加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使的身份，总督大同、宣府的军务。
自宣德朝后，已经退居荒漠的蒙古族势力日渐坐大，蒙古军经常越过黄河骚扰晋、陕乃至北直隶地区。正统十四年更生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英宗在亲征中被蒙古瓦剌军俘虏。之后的二十多年内，蒙古人大批进入河套地区，长期驻扎，给大明北部边防造成巨大威胁。早在成化六年，余子俊以陕西右布政使的身份巡视陕西边防时，就寻找兴建于隋朝的土筑长城，一再表示为我朝久远计，一定要沿边筑墙建堡，但他先后几次上疏都因朝廷要员反对而作罢。直到成化九年，明军先后取得“红盐池捣巢”之胜和“韦州之捷”，蒙古军受重创，相继渡河北去，边境一时安宁之时，成化帝才下令：“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令处治。”余子俊听闻之后，仰天长啸，亲手拉开了大修长城的历史性大幕。
全长一千两百里的延绥长城，在余子俊苦心孤诣的运筹和呕心沥血的操持下，役军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即兴建成功。这道长城在成化十八年充分展现了其屏障作用，使得入掠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的蒙古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蒙古军队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轻易侵犯延绥一带。
余子俊又于去年上朝廷，建议重修黄河东岸至山海关长城——即所谓“宣大长城”，设计一千三百余里，想在旧墩一百七十处基础上再增筑四百四十墩，墩高三丈，需役使八万六千人施工，他信心满满的认为，数月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谁知朝中诽谤之言蜂起，筑城方案遭遇冷落，余子俊这位倡议筑城的形同罪人，表面上改任左都御史，巡抚大同、宣府军务，其实形同流放待查，而朝中各路言官还不肯就此罢休，纷纷上，以修城墙损耗国力、祸害百姓为由极力弹劾他，目前来说，他的处境也是相当艰难。如果真的要把梁健投敌的事上奏朝廷，对余总督而言，确实会是雪上加霜。
“这样欺瞒朝廷，似乎不应该是正人君子所为。”一旁的庄小姐忽然开口说，俏脸之上显露不屑之色，“梁家几代为国尽忠，余总督一片拳拳报国之心，就算真相上奏朝廷，也未必便是祸事。岂不闻‘公道自在人心’吗？”
她这话一出口，就感觉房里的气氛有点怪异，不说梁老夫人脸上极力克制的无奈之色，连自家父母都是脸露不忍之色，似乎是因为自己的莽撞。
倒是无铭，神情反是自然得很，毫无惊异之色，只是淡淡一笑，说：“公道虽在人心，但权柄却在朝廷，祸福全在某些人的嘴上。许多事，亲自去做的人才会明白其中的优劣得失，而一些自以为出于公义、为民谋福利的‘仁人志士’，常常不经实践，全凭臆测而下定论，这才是办实事的人最大的阻力；那些奸佞之徒制造的许多阻碍反倒显得容易逾越了。”
他的一番话，听得老夫人跟庄氏夫妇俩都点起头来，庄小姐暗自不服气，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个登徒子，却听自己的父亲忽然开口问：“余总督会赞同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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