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们收购苇席、麻袋，从中获利，还被人称做“麻袋王”。后来，在城西永丰屯一带放印子钱(高利贷)，并开设了益德号钱铺。他善于经营，逐渐跻身“八大家”之列。王益斋的儿子王奎章很愿意让子弟们读书，以改变门风。看到严修（严范荪）开设家馆、聘请张伯苓教子女读书，把私塾办得有声有色，一向重视子女教育的王奎章立刻抓住时机，礼聘张伯苓来自己的家馆教书，严、王两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1903年，严范孙被袁世凯提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成为直隶地区管辖教育的高级官员。次年六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严、张二人还结识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讨有关学校建设及教科书编纂等问题。严范孙与张伯苓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筹备建立新式学校的工作。1904年八月，严修、张伯苓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他们强烈意识到教育振兴是日本富强的主要原因，要救中国，就必须从教育着手，要办新式教育，就必须建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在内的一整套教育体系。此时，严馆、王馆的规模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教学设备和教学方法也不完备，于是严修有了创立中学的想法，但是他还需要更多像张伯苓这样的志同道合者。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便是益德号王家的第三代传人王益孙。王益孙不仅在商界，在其他各界也结交广泛，祖上传下的家业在他手上日渐兴盛。深受父亲王奎章的影响，王益孙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比起父亲来，他对新鲜事务的接受能力更强，希望子女和家人能得到更加系统正规的新式教育。接下父亲创办的家馆后，王益孙除继续聘请张伯苓教授家馆外，又聘请一位英国人教英文、一位德国女士教德文，还聘请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教师来教他本人，和他夫人及姨太太们学习。同时他还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先进科学仪器，订阅了大量的外文书刊杂志。王益孙对严修办学的努力早已认同，所以当严修与王益孙会面，说明将严王两馆合并，创办中学的想法时，二人一拍即合。严修十分诚恳地告诉王益孙，创办中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设备不全。王益孙深深理解严修的不易，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这一年的秋天，严馆与王馆合并，定名为私立中学堂。私立中学堂的校址选择在严家的私宅偏院，改建费及学校用具由严修捐助，王益孙不仅为学校捐助了理化仪器、书桌、书橱等，还把国外订阅的外文书刊、杂志一起捐助出来。严修与王益孙商议后决定，两家每月各出银100两作为学校的常年经费。但是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到处都捉襟见肘。此时已改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的学校又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为了让这株幼苗坚强地生长下去，严修和王益孙商定每月两家各增加出银100两，后来为了给师生联合组织的军乐会购置乐器，两家又各捐银50年底，按照严范孙的意见，张伯苓将学校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学校名称必须表明它的资金来源和性质，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1906年，学校在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建立新校址，严修又开始为筹募经费四处奔波，王益孙这回更是鼎力相助，出银10000两，在他的带动下，天津盐商纷纷慷慨解囊。通过天津各界的共同努力，学校共筹得经费26000余两白银，教室、办公室、宿舍、礼堂等很快建成。1911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把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因此，原本拨给这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了过来。由于接受了公款，所以私立第一中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所谓南开，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时，王奎章游说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还一次捐出白银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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