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朱加什维利政权对空前的灾难绝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１９３３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首先他们将饥饿中的人们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着，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执行着第二个任务，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死去。
可以说这样的行动是极为邪恶的，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事情在国外却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其原因就是克格勃的封锁。这导致了外国对于苏联所了解的信息严重缺乏真实性。
严格说来，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要想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透过层层铁幕，人们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英美法德阿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
但无耻的朱加什维利政权为了掩盖罪恶，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参观访问。消费品官方接待，宴会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饥饿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之前就已经安排的非常妥贴了，被欺骗的外国人把眼前所见的一切当成了真实情况，就出来为朱加什维利政权说话。
曾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在饥荒最严重的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着脖子不住的发出质问“莫非他们是被什么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
而《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尔特.杜兰金还因为“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普利策”奖金。他甚至下结论说：“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饥荒的报告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
英国的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３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个别地区“从事破坏的居民”造成了农作物的“欠收”，他还责备农民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把整个谷穗占为已有。
似乎在那一刻，苏联政府这个原来大部分西方国家都认为是邪恶政权的的国家反而成现高尚而委了委屈的受害者。
朱加什维利政权掩饰饥荒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垂死的阶级残余分子”和国外的反苏势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尼奥尔甚至宣布说，在国家许多机关部门“发现了一大批反**巢穴。”
克格勃接二连三地揭露出农村的破坏阴谋，为朱加什维利所认定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肥料，使其越发肆虐的疯长泛滥。
一个深得朱加什维利信任的苏联官员坚持说，那些没被驱逐浄的富农以及白匪、反**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朱加什维利抱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朱加什维利则回答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把农民的饥饿说成是反苏维埃的战争，这样的话也只有朱加什维利才能说得出来。
而事实到底如何，目前全球主要国家似乎都还不太相信或者说无法真正确认，但叶枫这个来自后世的人却完全是相信大饥荒的真实，真实的情况甚至比所有人想像的更为严重，也更为邪恶。
在历史上大部分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苏联大饥荒是在朱加什维利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却是人为因素。特别是饥荒最为严重的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根本就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这一点，叶枫同样相信，至少受灾最重的乌克兰的大饥荒是自然灾害，但若没有人为推动，绝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后世的乌克兰历史学家普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原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偿饥饿的滋味。
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开始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而且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但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
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东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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