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奴

世界的中国，自打满清入关统治华夏之后，中国文明的历史性大倒退,就如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般笼罩在了这片古老的、辉煌了几千年的土地上!

    必须还明朝一个真实和公正！要使汉人重新焕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本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才能使被满清长期扭曲和阉割的民族心灵得到矫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起一个民族的力量和智慧!

    赵强对清修《明史》一直就充满怀疑，就比如袁崇焕被皇太极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与明朝之原始档案根本不符，难免有孤证和杜撰之嫌。袁崇焕中“反间计”一说，在此说产生之前的几十年间，没有任何旁证可佐，而且明朝处决袁崇焕的罪名详列数条，亦未见“反间计”一说，故清修《明史》造假的可能性很大，也符合他们对待明朝历史的一贯态度，尤其是联系到其后来的“文字狱”之血腥，史所罕见，谁还能相信这样一个虚伪的暴政意识形态会秉公直呢!

    康熙年间的《明史》一共有三个版本，武英殿本《明史稿》混合了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这三人的心血和心思，这三人在实际上先后主持《明史》的修撰工作，并完成了各自的版本。但万斯同审定的《明史稿》第一版显然是价值最高的，王鸿绪版的《明史稿》则是窃取自万斯同版的《明史稿》并大有删改，张廷玉版的《明史稿》则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大体按照满清皇帝的意思来修篡和删定的。

    这就说明，《明史》从头到尾都由满清皇帝终审定稿，而清朝的几位统治者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地就每个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让写者修改。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元朝修《宋史》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惟独满清，修一部《明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所以现在广为流传，汉人们所了解到的面的明朝，实是出于清帝之政治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满清妖魔化了的明朝，是与历史的真相有很大差距的！

    明朝的皇帝对于史官撰修当朝史的工作是从不干预的，这正是古代中国最可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很可惜，自唐朝动了玄武门兵变的唐太宗李世民干预史官独立撰史的那一刻起，这一优良传统就遭到了破坏。而满清统治者对史官工作独立性的剥夺，则在事实上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修《明史》，几代学者历时近百年，可谓基本保存了明朝的史实，但却在康雍乾诸帝的旨意下，几经严格的增删、政审、篡改，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扭曲和丑化了明朝的真实形象，并在《明史》定稿成后焚毁了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清朝修撰《明史》之后，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烧毁掉。如此，满清对于明朝的妖魔化处理就失去了反驳的第一手证据，乾隆之龌龊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先是兴《明史》案，杀了私修《明史》的，后来，开始官修《明史》，所以这个私修《明史》和官修《明史》，肯定有较大的区别。赵强后世曾看到过一个奇怪的事情，私修《明史》认为努尔哈赤父祖之死，责任人是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本人应该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十三幅甲起兵，一开始就是打尼堪外兰，很久以后，羽翼丰满后才搞出了“七大恨”，而且后面的六恨，多半是与叶赫部在明朝争风吃醋之事，如果这第一恨真的站得住脚，用得着这后面这不相干的争风吃醋之事吗。

    但官修《明史》是康熙朝，而大规模删改古，则是乾隆朝，乾隆朝在大规模删改毁禁古时，还禁了其父的《大义觉迷录》，也可见同样是兴文字狱，乾隆与雍正的区别。乾隆狡猾，而雍正自大。

    至于康熙朝，则在乾隆雍正之间，而多了份老谋深算。康熙朝的官修《明史》，直接编造删改应该不多，而有条件的选择材料，却大有可能。这样修出来的《明史》，材料基本上应该没有差错，但却有可能象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材料可信，结果却明显有利于自己。

    所以官修《明史》，提到明朝版图，仍然是“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不是后世清粉说的，只有三百万平方公里，“这也是我大清的嫁妆，那也是我大清的嫁妆！”，满嘴胡言！

    明朝仍然是政统与道统分离的政治，虽然废相，但封驳权还在大臣手里，社会言论更控制在大臣手里，读人奴化较少。纵观明朝一朝，大臣对抗皇帝者多，谄媚皇帝者少。到了晚明，骂皇帝更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动不动就上一个贴子，指出皇帝几大罪状。

    在朝堂之上，争着拍皇帝马屁的事情，在明朝很难找到，即使有一两个想这么做，也会被别人弹劾，说他“媚上邀宠”，“巧言令色”，“小人”。他们这么做，也未必都是因为道德高尚，不过风气使然，如其献媚皇帝领那点可怜的薪水，还不如和其他大臣搞好关系，有个好名声。

    实际上，崇祯朝提出太子南渡的大臣后来殉国了，那些骂别人小人的正人君子们却纷纷迎降。风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嘉靖朝大礼仪时，两个支持皇帝的大臣，就差点被群臣在左顺门打死，后来群臣要求皇帝杀了这两个“媚上邀宠”的大臣，哭声震天，劝说不止，最后引来了廷杖。当然最后是两败俱伤，大臣伤了屁股，而皇帝的“昏君”帽子，在历史上是跑不掉了，而且也没有达成愿望。后来的万历有鉴于此，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而不可得，干脆罢工。

    朝中如此，民间呢，也差不多，明间谤议朝政，作月旦之评，多半也是赞扬大臣风骨，对于皇帝加以攻击。朱元璋朝的方孝儒已经在说，“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最后竟展到“非君”，“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离散天下之女子，供我一人之淫乐”。

    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掌握着修史权的知识分子笔下，明朝的史料是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明朝的几个明君，差不多都是很“听大臣话”的皇帝。连开国皇帝朱重八，在文人笔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清代官修《明史》，又何必编造，又何必造谣，只须将这些史料撮其精，取其要，即可。并键更关键的一点是，清初参与参撰明史的几乎都是明代降臣，东林党人，顺治元年主持修《明史》的就是那位提出了“留不留头，留头不留”的冯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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