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1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戈文的《明朝那些事儿》。
这新奇、幽默的明史故事和广播节目里的评书有些类似，但又比评书更加的诙谐有趣，并且所讲的都是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我们可以这样说，听评书仅仅是一种娱乐，可是听《明朝的那些事儿》却可以学到知识，学到历史。
很快的，《明朝的那些事儿》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关于《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讨论和评价层出不穷，很快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上个月末还在老百姓口中喋喋不休的铁娘子摔跤事件此时已经被大伙抛到了脑后，大家现在见面聊的就是明朝的那些事那些人。
各种报纸杂志、各种广播电台但凡刊登或者是评论了《明朝的那些事儿》这部作品，都是销量大涨。
于是越来越多的报纸和电台开始介入到这场全民热议的狂欢之中。蹭热度，蹭话题，煽风点火的手段层出不穷。
终于在1985年1月19日这一天，当老百姓们打开《人民日报》，了解中国的政策，看看国家今天又发生了那些大事的时候——
在第八版的文艺天地中，一个署名为某某某的评论界大咖刊登了一篇评论戈文《明朝的那些事儿》的正面文章。
这种对戈文，对《明朝的那些事儿》的热度终于达到了顶峰。
连中国最大的报纸，全国第一报都无法忽视社会上的这股热潮了！
可以想象，随着广播的继续播出，针对这本书的评论决不会是一个第八版的评论文章就能概括的。一定会有更多的文章在更重要的版面上刊登。
此时，一个群体终于有些沉不住气。
面对社会上的这股子热潮，一个群体开始发出声音。
这个群体正是史学界。
早在戈文在《大国崛起》的访谈中透漏了自己新作的信息后，关于戈文这部新作品的讨论就从未断过，很多报纸上有一些史学界的专家借势发表关于朱元璋的文章。
鉴于戈文在文化圈里的地位以及以往的辉煌事迹，文艺圈、文化届有很多人对他的新作保持着关注。
当知道他的新作和历史有关，史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们也是来了兴趣。
说实话，史学界对于戈文的印象不错。他的《道士塔》和《莫高窟》极具史学价值和文化之美，所以当戈文说自己的这种散文是文化散文时，史学界也是大感认同，并尝试写这种散文。
在中国刨去个体，如果说那个群体理论上最擅长文化散文历史散文，那自然是这帮史学界的大咖们了。
可是真正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方播出了《明朝的那些事儿》，整个史学界开始分裂了。
所有人都为戈文的这部作品所震惊。
这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一些年轻的史学学者们对此耳目一新，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他们认为戈文的这部《明朝的那些事儿》会给当代史学界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是一种新的创新。
但是那些年龄比较大，常年埋首于故纸堆和考古文物之间，研究探究的老先生们却是哗然不已。
如果戈文的这部作品只是一本通俗历史演义，就像是《三国演义》、《隋唐演义》那样，戈文这本书里的代入感思路，带入悬念的写作技巧，以及平白却诙谐的文笔都是极妙的，极有意思的。
可是随着广播的一天天播出，史学界的老先生们赫然发现，这《明朝的那些事儿》里所写到的所有人物、所有故事，竟然都是和史实分毫不差，都能从古籍中找到出处。
这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和史学界从事的研究没有什么不同。
抛掉文笔，抛掉写作技巧，小说中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他们平常研究后所写的科考论文一般。
唯一的不同就是戈文写的更风趣，更通俗化，更油一些。
唯一的不同就是这本《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学术价值很少而已。
猜测中的《三国演义》竟然变成了《三国志》！
史学界的老先生们一辈子坚守贫困，一辈子都是严谨治学，将自己的工作看的极为神圣，他们见不得戈文这种轻浮的文字，以及书里那种逻辑上的小错误。
老先生们当然对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历史热潮感到欣慰，但是戈文这种滥竽充数的做法，却是不可饶恕的。
这会带坏了史学研究的风气。
历史的研究是认真的严谨的，哪里能像《明朝的那些事儿》那样恣意妄随。
现在连《人民日报》都开始刊登相关文章，如果不在矫正视听的话，一旦给《明朝的那些事儿》定了性，那史学界岂不是什么牛鬼蛇神都能出来了？岂不是乱了套了！
必须将自己的观念告诉给大众，不能让戈文这样肆意下去！
于是报纸上关于《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讨论除了读者来信、读者书评之外，除了那些年轻的历史学者和大学生们为戈文喝彩外，一些史学界声名赫赫的老先生们也开始撰文表达自己的意见。
如果说史学界的年轻一辈大多对《明朝的那些事儿》持肯定和赞扬态度外，这些老先生老专家们的评论则褒贬不一，态度各异，大多却是批评。
“《明朝的那些事儿》只是用作者独具特色的语言将明朝的历史陈述了一遍，虽然有一些分析和推理，但是基本上以人物为中心陈述史实。对于理解明朝历史很多重要的内容书中并没有提及，比如明朝耕地的变化、粮食作物种类的增加、人口的增加、气候的变化等等……”
——素有中国唐朝历史研究第一人的李老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了评论文章，毫不客气的认为戈文的对于明史的理解还差的很远。
而史学界地位和李老先生并列，中国最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荣誉院士王老先生则在电视台的采访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去年《万历十五年》刚在美国出版时，听说很是红过一阵子，当时的社科院的院长就找到我说：“你看，黄仁宇在美国写了一本《万历十五年》，写得很不错，你们也可以写写像这样的书。”我当时就不高兴了的驳斥他说：“你怎么不叫研究物理的那帮人写几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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