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子从哪里来啊？还不是咱们老百姓头上刮？
老哥，没想到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儿，改明儿我也抽那啥中华烟去，听着名字就来劲儿
改明儿？改什么明儿啊，就今天，中华烟仨个铜子儿一包，比洋烟多了10根呐，一样是抽烟，咱们要抽就抽爱国烟
第三回合
英美烟草花钱收买一批无业人员，撕毁振华公司的户外广告牌，还唆使妓女偷走妓院里摆放的振华公司免费香烟、礼品和日历。他们把已运往内地的洋烟又运回天津，然后集中发起强大的削价攻势，大幅降价，少则二三成，多则买一送一。英美烟草公司还登报做广告，说旗下多种香烟大降价，部分烟只要原来的一半，并且卖三送一，还可以抽奖，抽中的人将奖励一罐煤油。
对此，徐天宝一面向天津大量发货，继续以低价冲击市场之外，还避实击虚，趁英美烟草公司把原本打算发货内地的货调到天津，内地烟草市场空虚的机会，通过大盛魁的销售网络，将大批香烟销往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内地省份。
这个时代的卷烟机每分钟产烟最高不过几百支，而徐天宝的新式卷烟机，理论上如果开足马力，每分钟产烟10000支，每小时产烟600000支，这在当时就是个天文数字。于是中华牌香烟如蝗虫般铺天盖地的涌向市场，一时间，从外蒙古的到广东，从新疆到上海，到处可以看到中华牌香烟。
英美烟草公司再次落败，一些规模较小的中国烟草公司也趁机痛打落水狗，纷纷抢夺英美烟草公司的市场。
但是作为较早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英国人来说，他们深晦一条晚清的潜规则即“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朝廷”，于是屡战屡败的英美烟草公司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公使萨道义向清廷施压，于是这一年的年末，光绪30年(1904年)12月26日清政府外务大臣庆亲王致公使萨道义的备忘录，后世称之为《庆亲王合约》。
《庆亲王合约》中有这样一段话很说明问题：“我部认为香烟系由烟丝制成，但不能用其后者的名字，正如外国布是由棉纱制成的，不能再称其为棉纱一样。外国布所纳税款不同干棉纱，因此，如果声称香烟一定同烟丝同等纳税这样是不公正的……但由于阁下不断来信辩论这一点，坚持要继续按烟丝每百斤交银四钱五分的税率纳税，本部拟不加反对，予以同意。”
于是，英美烟公司生产的各牌卷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可按烟丝抽税，仅值千抽三到值千抽七，而且这些在华制造的卷烟并不是进口洋货，即以“洋货素不完厘”为理由抗缴厘金等税。当时英美烟公司在上海浦东的烟厂有卷烟机80台，每台平均按最少估计日出2箱卷烟计，即每年可出烟6万箱，每箱均价70两，约值银420万两，按值百抽五计，可抽正税银21万两。若按他们要求的按烟丝税则抽收，仅得银20400两，是应得的十分之一。反过来说，英美烟公司所负担的税率不及当时华商的10％。
这个所谓的《庆亲王合约》生效之后，华商烟厂无不纷纷反对，他们据理力争，要求取得一个基本平等的条件。当时以华商烟草企业中最大企业——北洋烟草公司为代表，多次向北洋政府及总税务司等方面陈述其理由，拟仿英美烟公司按照烟丝完税的办法。因为当时华商烟厂所造卷烟的主要原料，烟料、纸料、药料等，一概来自外洋，进口时已经交过值百抽五的税率造成纸烟后再征值百抽五的税，实际上是对华商厂的重复征税，这样既增加了华商卷烟的成本和价格，从市场竞争角度说，仅此。华商厂就很难与英美烟公司在价格上相抗衡。
北洋烟草公司的官方总懂事黄思永得知此事之后，说道，“夫中国；华人之中国也。所完之税，中国之库帑也。朝廷欲保护其本国商人，或准免税，或令从轻，自系固有主权。乃税务司以受雇之外人，出而干涉，从知我国关税操纵在人，遇洋商则保护之，遇华商则摧残之，与各国造成一反比例……关权如果长此授与外人，不设法收回自管，我国工商前途，尚何有振兴之望。烟草尚其小焉者耳，而外人尚不肯一线放松，其居心大可畏也。”
但是，北洋烟草公司毕竟是有官方背景的，由于北洋烟草公司坚持抗争，以及袁世凯等北洋大臣的屡次力争，满清朝廷户、商，外部均表示同意北洋烟草公司享受和英美烟草公司一样的待遇，而被外国人把持的总税务司则坚持不同意。这样的斗争后历经一年时间，终于如愿以偿。
振华机器公司由于技术先进，而且用的都是本国烟草，所以成本本来就低，而其余的华商烟厂，仍困于重税之下。英美烟草公司的预期目的虽然没有全部达成，但是经此一役，全中国能和他们抗争的，也就只有振华机器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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