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督署：平原、禹城、齐河等处匪徒肆扰，现正筹划包剿，将来不支，势必溃逃，务须通令军警各机关一体注意，认真查缉。21日凌晨3时许，济南城内人民遥闻炮声隆隆。6时，官军实行攻击，张树元及督署参谋长张怀斌等均下车督战，战况非常激烈。此役击毙土匪五六百名，生擒100余名，夺获枪械甚多。
9月22日，官兵返回省防。至此，顾德林等股匪乱基本平息。之后，张树元又亲临济宁、东临等地督促剿匪。自张树元躬亲出剿后，剿匪捷报频传，庞子周、范明新、白天卒等数股悍匪歼灭殆尽。但综观山东匪势，仍不稍减，张树元只好在平原、夏津、禹城、高唐等地奔波指挥剿匪。
张树元剿匪的一个突出措施就是清乡。清乡要调查户口，按户搜查，还要清查枪械等等。同时，张树元还筹措省际联防，维护河务路政，以防土匪逃窜，还张贴布告不惜高价悬赏主要匪首。经过张树元的一系列剿匪活动，大股土匪基本被剿灭，一些著名悍匪多有获斩，例如于三黑、野狸子等。1919年初，山东匪患渐告肃静，但也不过是一时平静而已，遇有时机，土匪仍会乘时而动。
（三）1919年12月―1923年10月，田中玉督鲁期间的剿匪举措
田中玉督鲁期间，鲁南抱犊崮成为土匪的主要聚集地，匪首孙美崧是张敬尧的旧部，张在湖南失败后，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再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的士兵，聚集在抱犊崮一带，为祸四方。田中玉督鲁期间，力主剿灭，派兵包围抱犊崮达18月之久，擒杀匪首孙美珠。孙美珠之弟孙美瑶为挽救危局，铤而走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半，津浦路北上列车在临城站以北的沙沟山被孙美瑶所部匪众拦劫，前面的机车、邮车、三等客车出轨倾覆，匪众1000余人跳到列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这班车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多名，共有乘客200余人，除少数乘客趁乱逃脱，另有1位英国人不肯开门而被土匪杀死，车上被掳西人男女共26人，被匪徒们押往抱犊崮山麓巢云观予以圈禁。事发后，英、美、法、意、比五国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限北洋政府3日内救出被俘外侨，逾期依时增加赔偿。北洋政府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一切政务都停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的问题。
北洋政府开始时打算采用安抚的方式，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先后到枣庄进行官匪和平谈判，美国公使休士和有关各国领事等人也到枣庄进行督促。5月15日在中兴煤矿举行第一次谈判。匪方提出三个条件：（1）政府军解围撤回原防地；（2）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3）补充军火。官方接受了前两条，同时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侨，但孙美瑶看到许多大官和洋人如此热心于和平谈判，认为可以大捞一把。5月16日，当田中玉上山接洽招抚事宜时，孙美瑶变卦，否定了15日谈定的和平条件。在继续谈判过程中，匪方提出的要求一次比一次苛刻。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邹、峄三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以外等，致使谈判破裂，田中玉遂改抚为剿。但田中玉虽高唱进剿，其实并无信心，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明剿暗抚。随着政府方面态度日益强硬，孙美瑶害怕了，急忙再次派人与政府接洽。5月25日，匪方叫人质鲍威尔宣誓下山，保证24小时内回山，向政府军提出三个条件：发给6个月军饷；收编1万人；以张敬尧为督军。这些条件为官方拒绝，鲍威尔守约回山。26日，田中玉命军队加强合围，并动用飞机绕山示威，散发传单。土匪更为惶恐，除要求在押外侨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带两个让步的条件下山：政府军解围撤退；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提出先释放外侨2／3；收编以有枪者为限。匪方此时以无力讨价还价。5月31日，释放了西人斯密司。6月2日，孙美瑶和郑士琦订立和平条约。经点验全部匪军只3000人，有枪者1200人。匪徒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免死，有不愿入伍者准其回家。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人8名全部获释。
抱犊崮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其防地。孙美瑶做了6个月的旅长后，于12月19日被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诱杀于中兴煤矿公司。在外国政府的压力下，田中玉被迫去职，做了临城劫车案的牺牲品。
（四）1923年10月―1925年4月，郑士琦督鲁期间的剿匪活动
在郑士琦督鲁期间，山东匪势依然猖獗。土匪藏匿深山老林，出没乡村城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几个著名的匪首赵妈妈、徐大鼻子更是气焰嚣张。这些都严重威胁到郑士琦在山东的统治，故郑士琦下决心剿灭土匪。首先是整顿军务，震慑匪胆，以第五师得力团营分布驻扎于著名匪区，以资震慑，如无棣之北营、阳信之南营等。为防范土匪由海上活动，又整理海上之军舰，并重整青岛、烟台、龙口的炮台。其次是成立清乡局，协调各地方剿匪事宜。把全省划为20区，分区剿灭，剿匪有功者赏，反之罚。再次是军事打击和镇压。派济南镇守使施从滨赴高密、诸城进行剿匪。并且派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诱杀了临城劫车案的制造者大土匪孙美瑶。上述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真正肃清土匪。如1924年7月，诸城地区高二虎窜入安丘一村庄，烧杀抢掠，村民被杀10余人，伤20余人，凄惨之状，难以尽言。
山东省的历任督府大员当政期间，都把剿匪当作一件大事来做，但土匪却总是难以剿灭。究其原因，最基本的就是“官逼民反”。由于军阀残酷的战争政策，独断专行，赋税沉重，致使农村中许多人无地可种，成为无业游民，有地之人也是贫困潦倒，食不果腹，为了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力，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这是造成山东匪患的最主要原因。其次，兵匪勾结，统治者虽然制定了种种剿匪措施，但执行起来大打折扣，军队往往借剿匪之名劫掠村庄，兵匪不分，甚至互相勾结。如1923年，昌邑发生土匪绑架法国传教士案，驻诸城、高密等地陆军千余人及各县警备队保安团两千人奉令进剿，由于事先互通声气，双方“激战”一昼夜，竟均无任何伤亡，后来军队向村中抛入大洋4000元、子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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